留学“人设”业务：只求“个子高”，看谁包装更漂亮。
2021年8月5日，中国探险协会宣布，该协会最近组织的青少年腾格里沙漠探险项目发生事故，一名16岁的北京学生不幸死亡。
这场悲剧的周边信息备受关注。 这个学生参加探险，本来是为了出国留学。
中国探险协会官网的一篇文章称，该活动有助于“提升文件亮点，让招生官记住独一无二的你”。
一位同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多人参加这个活动是出国留学的加分项，并不是很喜欢户外运动。
”
2021年6月，深圳某留学机构发布广告，声称学生支付1.58万元即可参与“女工赋权项目”。
该项目将在纺织厂、电子厂等展开为期一周的调查，相应地，学生将获得被视为“学术成果”的调查报告、导师推荐信和项目结业证书。
这个广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青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是件好事。
然而，在经营商业化包装和申请大学的功利心驱使下，该项目将对女工群体的人文关怀，异化为历史镀金的工具。
这两项活动都与留学中介市场商业概念的“背景提升”有关。
海外精英大学特别是美国本科的申请，除了托福、SAT、ACT等标准化考试成绩外，学生还需要提交个人陈述等文件，在网申系统中填写10项课外活动。
在不可数值化的3354中，也考虑了与“学生是什么样的人”相关的指标——。 例如，社区参与、对少数群体的关怀、领导力、是否是“好市民”等。
北京国际教育留学巡回展英国留学展位。
(视觉中国/图)
准留学生们的“角色”变成了被包装、制作的商业活动。
中介机构通过提供收费科研、实习、公益等活动，提高学生在申请阶段的“软实习”。
在竞争激烈的赛道上，为了让简历脱颖而出，不被雪一样庞大的申请材料所埋没，一些申请者报名参加看似“高大上”的活动，去北极科考，去尼泊尔为穷人安家等，考官
在西方备受好评的议题，赋予少数民族女性权力，向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发声等，都很引人注目。
那些只靠身边有限资源稳步申请的人，正被卷入留学申请消费化的焦虑和隐忧之中。
“支招”18岁的王波是西南某二线城市民办学校国际部的高中毕业生。
她扎了马尾，戴上眼镜，堂堂正正地露出了额头。
从高一开始，王波总是笼罩着不安的气氛。
她所在的学校是集活动、试培、留学申请为一体的国际学校。
王波是从国内教育体制上来的学生，国外大学的申请制对她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制度。
“做活动”的重要性经常被校长和老师说：“没有好的文件和活动经验，光靠学习成绩是进不了好大学的。”
陈彬杰是成都一家留学服务机构的负责人，工作已有10多年。
他认为，目前市面上的背景提升项目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留学机构根据学生自身兴趣、经验，安排可长期参加的课外实践活动。 由专门负责提高背景的第三方机构“外包”。
另一种是与国际学校和公私立学校国际部合作，签约成功后学校获得佣金，“一般来说，返点为20%-30%”。
陈彬杰注意到，从2013-2014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学生想去国外本科就读名校。
2016-2018年是去美国本科“井喷式”的3年级学生。
国内留学市场的供给者也从一开始就帮助学生留学服务和指导的机构，发展出越来越多的第三方背景提升平台、科研平台。
让王波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学校经常举办分享会，邀请家长参加，“这就像普高的早会”。
在学校礼堂里，老师细数常春藤名校的辉煌历史，低分高记录的极端案例——，比如一个学生成绩不佳，但依靠保护海龟的经验和文件包装，最终被国外名校录取。
这让王波产生了错觉。 “潜意识里让我觉得，即使我不学习，只要活动很好，也一样能进这么好的学校。
”
学校为每个学生配备活动导师，在有家长的专属微信群中，导师经常推荐背景提升活动。
“含金量”是最常用的一个词——“那是含金量的具体化，你说这个项目能给你带来高质量，而且能保证发表的文章，或者把含金量三个字打在那里也不解释，但我们的活动会让你知道
”王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很多定位高端的项目都很有吸引力。
以陈彬杰为例，平台通常以每小时500美元的报酬邀请国外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和兼职教授，并带着申请的学生进行科研项目。
“如果想学医的话，我在研究神经科学、生物酶、帕金森病等只有本科三四年级学生才能研究的话题。
”
王波的一位同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感受最大的是和校长的面谈。
届时，校长和四五位老师将亲自坐在她和家长的对面，反复强调。 美国本科申请需要填写10项课外活动。 手数少的话，“会输在起跑线上”。
“他们给你施加压力，让你非常担心。
我抱着如果不知道自己假期要做什么的话，就先试试学校提供的项目的心情参加。
”王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曾任哲学夏令营导师的海外传播学博士生刘珄，看到一家公众号发布宣传“科研项目”的广告，称“神仙级教授团队”指导学生，“学生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们一起做科研”
下课后，也有机会“以学生自己的名义”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
这个项目的注册费达到4，500万元，发表论文需要另外几百美元。
他调查了该机构以往的发表成果后发现，这些学科的五花八门文章都发表在同一家英语期刊上，过刊上有作者是中国高中生和本科生。
“海外招生官也不是大笨蛋。 这种做法他们也很清楚吧”。
陈彬杰认为，许多有名牌大学教授头衔的高端科研项目给高中生第一作者发文，其实非常危险。
不排除有学生具备这种能力，但在批量化生产后，“尤其是在成为可复制、筛选门槛低的市场化产品时，我们所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向海外招生官员发出了信息。 你们本科生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高中生就可以做，也和你们国家的一流大学一起做项目”。
“台前表演”2019年1月，王波去成都一所寺庙参加学校，根据她感兴趣的心理学推荐的“僧侣幸福感”调查报告。
此次调查时间不到一周，收费近两万元。
王波不是富裕家庭的孩子，觉得价格很贵，领导对她说：“市场上几乎这个价格，不用惊讶。
”
王波的母亲是服务型劳模母亲——，只要是为了孩子好，哪怕辛苦一点也心甘情愿。
学校没有故意暗示其他学生已经在申请费用了。 王波知道因为母亲的性格，女儿不想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她可能会扣除一点家里的生活费，或者租给亲戚朋友，享受和别人一样的机会和条件。
”
想起那座寺庙的调查活动，王波觉得“没有价值”。
她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了行程：第一天到达成都； 第二天，在北师大心理系在职的老师向参加者教授基础调查知识的第三天、第四天，采访的最后一天，“类似小作文”被生产出来，整个调查结束了。
王波高三时自学过心理学。 她认为掌握专业的社会调查方法，至少要上5-10节课。
但是，寺庙里的“调查”，在路上拦住了慌慌张张的僧侣，问道：“你觉得幸福感是什么？ ”经常跟着他小跑。 对方一般都一脸无知，随便回答一句。
她最终以《从僧侣的处世态度中学到了什么》为感想，写了《游记散文》。
王波在贵州省山村小学参加了一个制作糖的项目。
活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名，带领学生进行“古法红糖艺传承”，收费1万多元。
同学回来反馈说：“把我关在山谷里，被蚊子咬了三天，学了怎么做糖，最后带了一瓶糖回来。
”
“这和台前的表演很像，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深刻的问题。
学生也很痛苦，还没有产生任何实际利益，只是有证书。
关注红糖艺是好的，但并不是一群学生都会学习做法。
”王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只有后期选择商科的学生才认真做了糖项目。
他为当地村民寻找糖销路，在朋友圈销售，筹集的资金最终捐赠给贵州山区学校。
“但是，大多数人都会煮糖，带着糖回家。
”
云南昆明某中学国际部毕业生胡嘉桐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她对多元文化教育感兴趣，参加过尼泊尔游学项目近4万元。
根据活动手册，他们将前往当地学校进行调研、访谈，了解异国学制、授课模式，并自主设计授课5天。
在她的想象中，这是一个深入了解尼泊尔教育体制的调查机会。
“但是，在10天以上的旅行中，至少有9天是拍照，在加德满都的观光地打卡的。”
到学校后，受语言的束缚，参加者简单地参观了课程，随便和当地学生聊天去了。
这个需要花费的经历没能给她带来任何感想，最终也没有写在申请书上。
王波记得，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了某银行的“精英实践实习项目”。
当时，银行定制了得分表，得分达到90以上的人，领取行长亲自签名的实习通知书。
“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只能达到60分左右。 后的得分必须定期存款或购买理财投资产品才能获得。
当时，一位学生的父母真的存了一大笔钱进去了。
”
班里最活跃的同学是病态的，“她学习成绩不好，把希望强加在活动上。
”她喜欢打听周围的同学在做什么活动，有时会不安地向活动指导人推荐。
她找到山里的贫困学生，每月帮助对方，亲自去当地，让他们拍下捐款的宝贵瞬间。 “她把钱交到对方手里，两个人都笑了，发给公众号作为证据。 她确实做了那个。
”
“项目设计得非常好，只要做到这一点，孩子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如果项目设计得不是很好，或者注重结果的话，很容易发生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做，完成任务后一切就都结束了的情况。
“北京某留学咨询机构创始人Theo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Theo表示，付费购买不是引起背景提升行业混乱的核心，重要的是学生是否真的爱，以及是否真的做了。
例如，一个学生关心盲人。 父母是眼科医生，因为祖父有眼病。
之后，在各种机构的帮助下，他创建了帮助盲人的APP。 如果有盲人的反馈，确实很有用。
“这种热情真实而天然，不是经过改造的，也不是表演出来的。
但是，做APP不是他的想法，而是他得到帮助后的想法。
”
王波和胡嘉桐参与的这种“华丽”背景提升活动，是国内一些留学机构利用信息不足营造的商业环境。
“面向海外大学，特别是美国的申请只需要部分申请材料，以帮助招生人员理解。 学生在学习之外，如何分配和安排自己的时间，最热情的领域是什么，在探索的过程中解决了哪些问题，如何强调学生的领导力、团队合作精神或社会责任感。
”陈彬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留学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分蛋糕，在此过程中，以短道为商业模式的机构应运而生。
“例如，他们利用第三方国家非常棘手的问题，为学生制定为期一周到十天的公益项目，无论卫生、环境、贫困和教育如何。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旅行。 因为无论是帮助尼泊尔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还是去非洲帮助动物保护，作为高中生的他能做什么？ 这就像是课外活动中很少出现的体验、游戏或者帮助构建认知的过程。
”陈彬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参加的学生如果考上名牌学校，就会成为机关值得大书特书的对象。
“这就是说信息不好。 学生能否成功录取有很多因素，所以组织就是这样制造市场假象的。
”
在王波所在的西南二线城市，信息对一线城市更为闭塞。
“信息错误等是有时效的。 例如，像北上广这样的老字号留学出口地，至少出口10年以上的学生。 他们周围可能有很多人照射放射线。
越小的地方，信息的不透明度越高，不知道在哪里能得到信息。
”
陈彬杰的朋友做过藤校的面试官，对方分享过一个故事。
面试中，有学生说在尼泊尔建了学校，召集了当地的老师上课。
面试官听了马上觉得很奇怪，一追问，这个学生意识到什么细节也说不出来。
他面试了好几个学生，都讲述着大同小异的经历。
“从他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小组的学生都不靠谱，”陈彬杰觉得，“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前普林斯顿大学校友面试官雪鹈于2007年-2014年在香港和华北地区负责校友面试。
她面试过来自北京某一流公立学校的一所名为Brian的理科小学的霸，笑容非常震撼。
雪鹈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胸前竹子的样子、非常匀称的脸和肢体语言明显是在镜子前反复练习过的，但他自然会表现出来，不会给人一种做作的感觉。
唯一的缺点是速度太快了，好像不是在用心和我交流，而是在拼命执行任务。
”
Brian说，他曾带领高中学生通过自闭症治疗中心与孩子们交流，从联系治疗中心到申请学校支持和招募志愿者。
雪鹈想多听听如何和孩子们相处。 Brian一边回答，一边讲述他们一起画画和听音乐的经历，谈到自闭症是当今社会不关心的精神疾病。
听了他对自闭症的关注，雪鹈希望他谈谈对这种病的理解，国内有什么治疗手段。
Brian显然愣住了。 他想了半个小时左右说不出话来，想蒙混过去。
雪鹈认为，如果他真的关心自闭症的问题，就不会花时间去深入了解。
她没有马上打断，而是静静地看着他，怎么圆自己呢？
新冠灾祸之前，陈彬杰每年都会参加海外名校生源交流会。
他问了几个招生官员，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学生花钱提高学术科研背景的。 “他们也知道，市场上有很多商业机构把学术化产品作为产业链，他自己学校至少有80%以上的教授收到了类似的邀请，以兼职教授的身份带着学生发表论文。
但是招生官是分开的。 你真的在注意这件事吗？ 你的学术能力是否达到了你科研成果显现的学术水平？ 通过你的对话，可以检查你的文件。
”雪鹈说，最重要的是学生是否表达了真实的声音——“招生官认为你的这段经历是花钱买来的，还是你赢得的。
他更care的是孩子是否真心乐意去做，是否有成长、学习、反省。
不是包装好的。
问问他什么，因为他答不上来深奥的东西，我知道这应该是他功利地为了一个包装而做的。
”
家庭软实力竞争10年前，有学生说，划船、赛艇在国内还是一项小型运动，为了让招生官眼前一亮，喜欢划船。
“说话算话，他最多只横穿一次。 那不是什么爱好，也不是普通的practice。
“一个孩子说他养了很多马。
雪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觉得把这个说出来很棒。
可能没有同班同学，但那时很少见。 或者父母告诉了她错误的信息，养马就代表上流社会。
”
Theo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位学生家长想让孩子申请北极科考项目。 “他以为别人会去非洲。 我们要去北极。 赶牛！ ”当时，这个北极科考项目全球每年只招收15人，家长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含金量的项目。
“但是，如果我是招生官，我应该会看到这个活动的第一反应，画个问号。
在这很短的时间里，无论他花了15万美元还是1.5万美元，我都没有看到孩子的一致性和发展领导力。 他直到高中才对这个感兴趣，申请的专业和北极的科考关系不大，也找不到为什么突然想做这件事的理由，就跑到北极去了。
”
这几年，一些更“聪明”的父母在西方主流社会努力学习更巧妙的语言。
剑桥大学博士生王煜宜从创办新媒体的朋友那里得知，一位老板愿意花钱制作一部LGBT题材纪录片。 因为儿子要申请海外电影专业，他说：“他觉得这样大学一定可以接受。”
王羲宜认为，学生和家长的矛盾在于，如果一个孩子想去深圳工厂进行一到两周的实地调查，大多数家长都不同意。
但是，如果这件事被中介包装，由漂亮的PPT、名牌大学博士生带领，支付高价或拿到推荐信，父母会觉得这是好事。
这种措辞的挪用违背了社会科学学科设立的宗旨本身。
“社会学批评资本操作本质和结构上的不公平。
”
“学校有这个规则，所以我默许必须使用一切手段达成它，我可以去好的学校。
乍一看似乎很合理，但在高考系统上可能没问题，但国外高校有这种叫做软实力的个人陈述、软简历，非常容易混合不平等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王猃宜说。
澳大利亚某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国际班毕业典礼。
这个国际班40%的学生来自中国大陆。
(视觉中国/图)
雪鹈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误区。
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在面临一些非量化考核时，中国家长更在意结果。 比如拿到证书、学术大牛的推荐信，证明参加了活动，从而引发了一些形式主义现象，出现了各种稀奇古怪、小人物，别人做不到的活动尤其是——“但其实学校很在意你在做什么
可以研究水，也可以研究桌子。 更重要的是研究中的学习和反思。 就是挖得多深。
”
有个孩子对雪鹈说，他想去日本学习磨刀。 “我说了可以的。 北京的胡同里也有糖匠，是手艺人。
可以做研究北京民间艺术家的项目。 这孩子合情合理地有想参加的活动。
这是最正确的计划。
但是很遗憾，现在很多父母和家人都想跳过这个过程，直接买结果。
但是，你要去南极。 你和其他去南极的人有什么不同呢？ 最后一模一样。
”
雪鹈现在还在做留学咨询。
她意识到，孩子往往容易沟通，难做的是父母，有时不仅要和父母沟通，还要和爷爷奶奶沟通。
“毕竟，一个孩子未来的方向，其实是整个家庭，甚至几代人的缩写。
”
很多有藤校梦想的母亲发现，虽然能力很高，但在家里没有地位、没有工作，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这样的妈妈很可怕。 因为这是基于孩子能否进入藤校的人生价值。
例如，丈夫给她的指标，从我们家藤校出来了。 因为我们的上市公司只适合藤校的孩子。
对妈妈来说，这成了她的使命。 她在这个家庭里是否有用，她的价值取决于能否培养出优秀的藤校孩子。 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
雪鹈记得有一位妈妈很漂亮，“有一位富婆的范儿”。
年轻的时候，她能成为电视台的主持人，但后来和豪门结婚，生了孩子。
她明亮地闪耀着，但内心空虚。
“周围的朋友都是竞争对手，所以必须和他们的孩子相比。
她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孩子身上。
”
有些父母的“藤校梦”是为了弥补自己当时的不足：“他们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自己。”
例如，孩子特别想学习艺术。 申请设计类专业，很容易找工作。 “父母说不行，必须学习商品。 第一学商可以管理公司。 第二，这所商学院的排名更高”。
家长对申请结果的执着，来自对不确定性的不安。
“果然是因为信息闭塞，以及不理解招生方法。
“食火鸟向父母强调要利用身边的资源，很多父母说：“不可能吧，有这么简单吗？ ”提出了疑问。
留学顾问徐阿龙觉得这像是“不能退出的机制”。
“这孩子可能很普通，但外面也必须包装得很漂亮华丽。
大家都认为这种方式会给我的孩子带来申请上的优势，如果坏孩子包装的话，踏实做事的人会不会吃亏？ 很多父母都知道脚踏实地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波、陈彬杰、刘珄为化名。
感谢白诠豪、曲涵、陈仲伟、季怡雯、西雯、乔渌、Christina对我们采访的合作)
南方周末记者付子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