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知青的博士：在东京，改变命运的两个代价
1989年夏天，22岁的浙江丽水女孩张丽玲告别国内亲朋好友，独自赴日留学。
当时，她是著名演员，曾与《红楼梦》的娇杏、《聊斋》的鲁飞飞、李雪健合演过电视剧。
1995年硕士毕业后，张丽玲进入老字号日企大仓商事。 那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她被借款电话吵醒，留学生朋友的妻子跳楼在医院接受救治。 两个人因为回国的问题吵架了。
把钱都给了朋友之后，张丽玲睡不着觉了。 她想拍一部反映中国留学生的纪录片，让国内同胞知道他们在国外生活的苦乐和悲伤，她坐立不安。
1999年初冬，10部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在北京台播出，留学生王尔敏、韩松、张素、丁尚彪、李仲生的真实经历感动了全中国。
二十年后的今天，除了感动和敬佩之外，还有很多人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了一个执念，我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
1995年12月的一天，位于日本东京的富士电视台来了一个披着长发斗篷的中国女孩，她直奔企划制作部的办公室，副部长横山隆晴看了一眼这个人，目光投向旁边的拍摄，后者精神饱满地打开了机器。
横山是日本纪录片界的大人物，接通电源的判断基于多年的直觉。
女孩给的名片上写着“张丽玲，大仓商事粮食部”。 她不打招呼，开门说明自己的来意，“把照相机借给我。
”
借相机的目的是拍纪录片，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拍纪录片。
张丽玲以前，横山只见过一个中国人，印象不好。 因为那个人觉得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比别人优秀。
横山先生觉得张丽玲的想法很天真，这个人很有趣。 在传统日本企业工作的外国员工想拍纪录片，天真地认为只要有照相机就能拍。
面对日本人“不可能”的回答，张丽玲没有放弃，也没有哀求，而是执拗地用带有中国口音的日语解释了自己的理由。 “我们的留学生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来的。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是一个梦想。 ……如果你愿意协助我，你会成为和我进入同一历史的人。 你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但至少我们的留学生们会感谢你的
”
横山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虽然身处日本五大民营电视台的核心台，但他发现自己对中国一无所知，于是问张丽玲。 “改革开放结束后你们为什么要出来？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怎么生活？ 文革怎么了？ ”
经过一个月的慎重考虑，横山隆晴决定合作。 除了提供摄像头外，还有团队派出教练，派出由几名实习生组成的拍摄团队，记录下张丽玲的拍摄过程。
因为平时要上班，张丽玲能挤出的拍摄时间只有晚上和周末，经费也全部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
日本的摄制组按天收费，被派遣的导演池田每天都问她。 “你到底有多少钱？ ”张丽玲为了让球队放心，说有一千万日元，对方说不够，张丽玲又说我能借三千万，答案依然不够。
一天夏天在东京筑地海鲜市场拍摄时，酷暑和难闻的气味让导演和拍摄很痛苦。 连续拍了8个小时后，t恤可以拧出水来，大家都做好了收工的准备。 张丽玲说：“对不起，我和其他两个人取得了联系，现在需要去拍。
”
听到这句话，日本人都火了，瞪着眼睛喊道。 “你有点常识吗？ 谁敢把筑地拍完去拍别的？ 你疯了吗？ 我们不要了，去你的。
“张丽玲也很抱歉，联系好的人不能失信。 咬紧牙关说：“好的，把照相机给我。 去！ ”。
池田他们没想到这个中国女孩这么坚决。 我不敢把照相机交给她，必须一起拍摄。 那天，摄制组一共喝了68瓶矿泉水。 拍摄结束于凌晨2点，但最终播放的电影只使用了两个场景。
几个月后，以一年300部纪录片闻名的横山隆晴突然想起张丽玲，抽出一天时间来看她们的进度。 那天的拍摄对象是一个叫小陈的“黑人”，在日本生活了多年的他，回国的前一天，想站在郊外的高尾山俯瞰东京的全貌。
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天没说话的横山走过来向张丽玲鞠躬后，痛骂了日方摄制组。
那些实习生根本不知道怎么拍纪录片，横山觉得自己帮了大忙，既愤怒又内疚。
之后，横山更换了全部摄影团队，特意引进了资深摄影师远藤一弘，摄影总算走上了轨道。
有一天，在日中国人主办的《留学生新闻》找到张丽玲，说刊登了《北海道大逃亡》这篇稿子。 你可能对一个叫野村一夫的人感兴趣。
1996年秋天，野村一夫在东京郊外的工厂打工。
野村一夫是他在工厂用过的假名，原名丁尚彪，42岁，上海人。
这是他告别妻子和女儿来日本打工的第八年。
这些年来，他一次也没回家过，一天也没请过假。
这么拼命是为了女儿出国留学。
这是一项宣传多年的“命运改造”计划。
8年前，他女儿还在上小学。 他已经在为改变这个家庭的阶层铺路。
16岁生日第二天，丁尚彪从上海下乡到安徽。
在这十年里，他试图抓住所有可能的上涨机会，但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在安徽省的工厂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同样是上海知青人。
1981年，丁尚彪终于回到上海。 这时，他已经27岁了，没有技术，没有学历，被安排去一家小公司工作。
他想继续深造，但就家庭结构差而言，他几乎关闭了他的上升通道。
“一直过着下层的生活，有时候买一点苹果回来，夫妻两个人都舍不得吃。
”
面对这些无法突破的困境，35岁的丁尚彪选择了另一条路：去日本留学打工。
留学的飞鸟学院位于偏僻的阿寒町。
附近没有工作，背负着出国时欠下的巨额债务，无可奈何的丁尚彪决定离开学校。
一个雨夜，他徒步走了一夜，坐上了从北海道开往东京的火车。
从此，黑户丁尚彪在东京的打工生活开始了。
白天在工厂工作，晚上在餐厅炒菜，一直干到12点。
虽然是黑户，但是每月打工赚的钱，丁尚彪会主动去交税。
“无论如何都要照这个样子，在我自己的这个距离里，我会尽量多跑，让女儿跑得轻松。
”
一年之中，小丁只有一天休息。
在这重要的日子里，他会去银行把钱汇到家里。
小丁寄回来的钱，妻子除了还债外，一点也没动。
用自己的工资支撑着她和女儿的开支，每天下班回来，赶紧给女儿准备晚饭。
女儿丁琳在上海复旦附中读高三。
除了学习，还要准备考托福出国。
作为家人的牺牲寄托，她最担心的自己的失败让父母的希望落空了。
1997年，丁琳终于收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小丁等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接到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眼泪也掉了。
到美国之前，丁琳利用在东京转机的24小时和8年与父亲的重逢，老丁看着女儿说的第一句话：“我不知道了。
”
小丁和女儿暂时重逢分手时，张丽玲他们也一起拍了将近两年。 我觉得应该拍张样片，向支持她们的人说明。 同时，希望引起国内电视台的兴趣，获得播放的机会。
作为大仓商事高层的山内专务没有翻译就看了样品照片，把公司的所有人都叫过来看了。
山内指着屏幕上中国人的脸说：“这是平息战争的脸。 他是个身无分文的人，但他的脸上写着对生活的自信。
”
电影到了一半，张丽玲的很多同事都已经哭得失声了。
那张“平息战争的脸”的主人是个不取得博士学位就不回国的顽固中年人。
1996年的日本千叶大学有一位来自中国的45岁留学生。
他叫李仲生，在那里研究人口经济学。
取得博士学位是他多年的梦想。
与丁尚彪的自我牺牲不同，李仲生来到日本，为了自己的理想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在理想面前，总要有人牺牲。
在东京老城中板桥的一间二十平米的套房里，住着李仲生一家三口。
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8年。
每天晚上，妻子和孩子睡觉后。
李仲生开始写自己的论文，待到五六点才上床休息。
睡了几个小时，然后起床继续写论文。
如果论文通过，他就读不完博士课程。
李仲生来自北京的书香家庭，从小就梦想上大学成为博士。
1968年，16岁的李仲生下乡插队，后来进厂结婚。
他和博士这个词渐渐远去了。
结婚后，他给女儿取名李博、博士博。
1986年，34岁的李仲生决定去日本留学。
日语学校，系，硕士，45岁的这一年，博士生李仲生已经在日本学习了11年。
读书、学习、回国。
这样简单的想法持续了十几年。
“对中国来说，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需要大量人才。
我也想成为其中之一。
”
李仲生留学的第二年，妻子跟着他来到日本，在酒店打工洗盘子。
通过博士学位后，李仲生放弃了兼职工作。
全家的生活都由妻子支撑着。
除了日常的支出之外，在10年的打工中，妻子为家里存了400万日元。
李仲生因为自己的少年辍学了，想筹集资金在国内建学校。
没有和妻子商量，他就把妻子积攒的400万日元投资到了KKC。
KC是日本经济组织的简称。
他们受到一损俱损的诱惑，在日本得到了巨额投资。
最后，他们卷走了投资者所有的资金。 当然，也包括李仲生的妻子洗了10年餐具积攒的400万日元。
这成为日本最大的经济犯罪事件，也给李仲生一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异国他乡结婚10年的妻子，选择了和他分居。
李仲生一个人搬家，失去了家人的陪伴，切断了经济来源。
分居后，每周一李仲生都能见到女儿。
从兴趣班收到女儿，带她去吃饭，送到妻子那里。
来接女儿的妻子抱着女儿走了，但头也没回。 他在后面追了几步，“哎呀？ 为什么走了，为什么不说话？ 妻子回头勉强地说。 “嗯，我先走了。
之后，转身离开。
李仲生租了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房子，拾起了搁置了3年的打工生活。
此时，距离李仲生博士论文的提交期限还有9个月。
2的东京，李仲生穿着西装在郊外的餐厅打工。 工作的内容是削萝卜皮。
下班后，他买了超市里最便宜的罐头和面包，然后回家吃饭。
吃了一口后，小李说：“很香。
最近一直在吃面包，反应有点迟钝，所以今天特意买了罐头，增加了营养。
说这些，他只有一万日元，这些钱足够在东京吃一顿像样的饭。
但是，他的表情一点也不不安。
在工厂的时候，李仲生考了两次大学，都考得很好，但因为出身不好，没能通过考核。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读书成了他的执念。
来日本的11年间，他没有想过包括现在在内的就业。
“这个房间只有4.5平方米，但我很喜欢，能让人集中注意力。
很多人说我是精神病，除了学习以外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只是在笑，我有自己的信念。
”
1996年12月24日，圣诞节。
李仲生特意梳头，早早出门，去学校资料馆看书。
离家后，他已经没有能力买书了。
今天李博和父亲约好了，一起过节。
今年6年级的李博，来日本之后第一次在外面举办了庆典。
她提前半个小时赶到了约会的地方。
李仲生一直在学校看书，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
见面后，他去银行取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换成了一万日元。
选择礼物时，女儿只有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
两个人在餐厅点了两碗面。 李博说。 “妈妈问我一个人在外面可以吗？
一碗汤，一碗炒面，一万日元。
父女圣诞节。
除夕，妻子来电话，叫小李回家过年。
李仲生在商业街买了很多菜，有点紧张。
进门的时候，妻子已经在房间里和脸上了。
互相斟酒，一起吃饭。
像往常一样，这是他们家人在日本的第十个除夕。
“好的。 什么都不要说。
”妻子喝了一口啤酒，眼泪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李先生：“现在我过了45岁。
今年真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年，所以明年毕业后，再过一年取得博士学位后……
全家包饺子时，他请女儿装录音机伴奏，用优美的声音为妻子唱了帕瓦罗蒂的《我的太阳》。
与妻子的关系缓和后，李仲生没有马上回去，而是继续在小房间里写稿。
几个月后，论文的截止日期到了。
李仲生已经快一个星期没长眼睛了，妻子特地请假，来他住的地方帮忙。
女儿在家认真打扫房间，然后练习一会儿最近学的电子琴，打算给父亲弹一首歌。
他完成博士论文后，她希望每天都能和他说话。
这些年来，她和父亲说话的机会很少。
父亲终于打完了论文的最后一行，眼睛湿润了一些。
总长48万7千字。
标题是中国的人口变动和经济发展，作者李仲生，46岁。
李仲生慢慢伸了个懒腰，“像做梦一样”。
当晚，家人在便利店帮李仲生复印论文后，一起吃饭。
李仲生回家了。
1997年12月，李仲生带着全家人的希望参加论文答辩，不合格。
这次失败，他整整三个星期没睡着。
经过短暂的调整后，李仲生又开始重写论文。
在最后的随访中，李仲生说即使我在日本死了也会取得博士学位。
妻子没有接他的话，想起了他们刚结婚的日子。
他们在北戴河旅行了一个星期。 那是她结婚16年来最甜蜜的时间。
2000年，李仲生通过了第三次论文答辩。
毕业后，他的故事被多家媒体报道，到了2001年北京电视台的春晚。
后来，小李成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教授，工作忙，妻女依然聚得多。
1999年11月22日晚9点半，《我们的留学生活》在北京台播出，一直播到第三集时，北京台的电话爆裂了。 观众提问为什么不提前宣传，要求广电总局为电影的制片人颁奖。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观众告诉张丽玲，你们在打工拍拿盘子的留学生，有成功的人吗？
在日本播出的时候，观众的问题是“拍了那么成功的人就没有失败吗？”
从1995年开始准备，到1999年基本完成，张丽玲他们一共拍了一千多盘磁带。 其中60分钟以上的有300部，采访了315人，追踪拍摄了66人，最终播放的只有10几人的故事。
有的人在拍摄过程中因病或事故离开，有的人为了维持生计自带酒水，还有的人因为失去联系而消失了。
2010年，《小崔说事》邀请张丽玲做嘉宾。 崔永元问她，丁尚彪、李仲生他们值得这么苦吗？
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张丽玲拍摄老丁时给他家人打电话的那个晚上。
打完国际电话后，张丽玲刚听到两句话，老丁和海另一边的家人已经哭了。
和平时代，时隔8年与亲友见面，除了他们自己，无法评估这一切是否值得。
高中时，张丽玲喜欢在英语课上看小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逃亡者的故事，主人公被诬陷入狱关在荒岛上，十几年间七次越狱被捕。
在第八次的时候，他从悬崖上跳进海里，准备用一袋椰子壳过海峡。
狱友劝他，你可能会死，逃亡者点头，“死还重要吗？ ”
然后，他纵身一跃。
部分参考资料：
[1]刘放、刘莉生、王宛平，《追梦女人：张丽玲和我们的留学生活》
[2]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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