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班牙女人在中国呆了40年，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澎湃新闻》记者徐肖
易马顾问莱斯布依很小就对汉语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在西班牙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的时代，她囊括了一切有关中国的历史、小说，甚至武术。
因为没有教中文的机构，所以她去中国餐馆和上司学习。
上了大学，选择了拉丁美洲历史专业，是因为老师说将来要引进亚非，成为亚非拉大学系。
结果毕业的时候也没能学习中文。
所以1979年，她成为第一个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来到北京语言学院开始系统地学习中文，开始了她40年的中国生活。
1983年易玛成为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文化专家，2006年起担任塞万提斯学院北京分院院长。
在40多年的时间里，她成为中西两国文化的使者，不仅把西班牙文化传播到中国，而且还把中国文化运到西班牙。 例如，他策划组织了两次展览会：“东方国家：中国的艺术先锋”和“宴会、仪式、庆典：上博馆的古铜器”。
此外，他还对西班牙语在中国的发展、两国关系间文化和教育的不同方面写了无数文章，多年来获得了中国及西方语言国家机构的无数奖项。
今年，她卸任北京分院院长职务，开始赴上海担任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图书馆负责人。
日前，由于其出色的工作，西班牙政府向她颁发了十字勋章，并在上海塞万提斯图书馆举行了授勋仪式。
在易玛看来，40年的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但80年代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美好的时光。
80年代后期，她为乐队举办演出，为艺术家在西班牙举办展览，是一种爱好，希望能为这些有才能的音乐家、艺术家提供帮助。
关于西班牙语和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她认为有进展，但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西班牙语为什么是次要语言呢？ ’在未来，她希望推翻中国社会的误解。
西班牙驻华大使拉斐尔德斯卡亚( Rafael Dezcallar )向易马颁发了勋章。
本文的部分照片由易玛提供
【对话】
举办公演、举办展览会，很开心，想帮助中国艺术家
《澎湃新闻》: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中国？
易玛： 1979年，我开始在北京语言学院上学。 后来，( 20世纪) 80年代初考上西班牙驻华大使馆，一直在中国。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对中文和中国感兴趣？
易玛：这太棒了。 我十几岁的时候接触了一些关心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书，比如珍珠小说和林语堂的作品，哇，这个国家很不容易，我必须去那个国家生活、体验。
所以我开始学习中文了。
但是当时在西班牙，很难找到学习中文的地方，没有教中文的大学，没有这个专业，也没有孔子学院。
完全是自学的，在和中餐厅的老板学习。
《澎湃新闻》:那么，到中国后，你发现和想象的一样吗？
易玛：改革开放不久，大家都很谨慎，很小心。
而且中国的经济也不太发达，很难与人交往，几乎是两个世界的人。
所以，很难有机会和中国人正常交流，只能和其他留学生玩，但那真的很没意思。
易玛
《澎湃新闻》:什么时候情况变了？
易玛：从1987年、1988年左右开始不一样了。 文化艺术活动越来越多，在各种音乐会和展览会上，大家都在爆发新的想法。
艺术家从国外去北京，觉得那里有很多机会，就在外国人的公寓里做艺术活动，比如“洋沙龙”。
《澎湃新闻》:很多人想起80年代文化的繁荣。 你真的目睹了这个时间。 以及作为他的观点。
易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美好的时光。
《澎湃新闻》:你好像也做过类似的活动。 好像有一次在日坛公园给崔健的乐队做了特别公演？
伊玛：不是一次，而是很多次。 1986年、1987年、1988年也有。 几乎每个周末。
因为夏天日坛公园有舞台，所以我们把它包起来办乐队专场，卖门票，10元一张，卖的钱都给乐队。
《澎湃新闻》:那个时候10元不便宜。
易玛：很多人都在买。 主要是老年人。 一些中国人愿意花钱看。 通过后门的人也不少。
我们冬天在马克西姆餐厅做，票比这个还贵。
夏天在日坛公园。
《澎湃新闻》:你是外国人，为什么会想到中国乐队举办活动呢？
易玛：和洋沙龙是一样的道理。
当时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都没有多少画廊和音乐吧，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有想法的人，都没有发挥和表达的地方。
所以我们想给他们提供一些机会和平台。 我们自己也很开心和兴奋。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认识崔健乐队的？
易玛：我认识了，冬天去马克西姆玩。
我丈夫不是在做音乐吗！
《澎湃新闻》:刘效松老师，中国最有名的鼓手之一。
是的，今天他也来了。
他以前没参加过我的活动，但他说今天一定要来。
《澎湃新闻》:你们是在日坛公园活动之前认识的吧。
是的，我在1984年左右认识并恋爱了。
其实这不应该由我来说。 你可以稍后问他。 后来我帮他去西班牙留学，学了两年拉丁打击乐器和鼓。
回来后，认识崔健、刘元，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圈很小。
《澎湃新闻》:作为恋人帮助我留学，我很理解，但你后来在1995年筹办了中国艺术家展览会，并在巴塞罗那展出。
这是怎么了？
易玛：哈哈，你做了真多的研究。
这真是太棒了。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我觉得很多中国艺术家都很有天赋。
当时西班牙人对中国真的不了解，没有多少机会。
有一次，巴塞罗那的官员来北京，我说我应该和他办个展览会，他很兴奋，我给他做了个方案，一共邀请了35位艺术家。 徐冰、曾梵志、方立钧、张晓刚等，总之现在有数不胜数的现代艺术家。
《澎湃新闻》: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还是在巴塞罗那办画展，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
做这件事是出于什么想法？
易玛：另一方面，很多人是朋友。 我想帮助他们。
综上所述，尽管到了1995年，有些人举办过展览，香港很多画廊也来过，但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不愉快，有些画廊把画拿去也没完没了。
内地的画廊很少，几乎看不见。
所以当时，对这些还年轻的艺术家来说，其实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
另一方面，我也想给西班牙人更多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现代艺术的机会。
《澎湃新闻》:样板戏《红灯记》也翻译了吗？
易玛：那是玩，也没有出版。
《澎湃新闻》:虽然没有出版，但我知道你对这个感兴趣。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选这个课文？
易玛：是啊。 那个时候，西班牙人对中国的兴趣和理解已经不像我小时候了。
在西班牙南部的城市格拉纳达有很多汉学家，因为想做中国相关的活动，所以制作了戏剧节表演了京剧等。
他们请我翻译一个，说那就选样板戏吧。 因为别人翻译了各个时代的明清，《牡丹亭》。 二是翻译《红灯记》难度很低。
西班牙语不是次要语言，诺奖在西方语言世界也有很大争议
易玛
《澎湃新闻》:你为什么选择塞万提斯作为学院名称？ 他是西班牙文化中最重要的符号吗？
易玛：塞万提斯的名作《堂吉诃德》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作品，被称为第一部现代小说，所以我们的创始人在1991年创办学院时，决定用他的名字命名学院。
当然西班牙文化中有很多重要的符号，比如毕加索，但与语言相关的可能是塞万提斯。
《澎湃新闻》:你觉得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等非西班牙裔西方语言作家怎么样？ 让他们成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吗？
易玛：非常密切。 毕竟我们是同一种语言。 虽然每个国家都有点不同。
大多数中南美作家都在西班牙出版社出版作品，像马尔斯和略萨一样在巴萨罗和西班牙生活，交流非常密切。
《澎湃新闻》:所以，就算他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们也会高兴吧。
易玛：那当然了。 还有，看看我们的塞万提斯图书馆。 这些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获得过塞万提斯奖。
众所周知，塞万提斯奖是西方语言文学的最高奖项。
《澎湃新闻》:你可能已经看到了，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非常热情。
西班牙人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怎么样？
易玛：有很多争论。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等待和珍惜，但有人觉得完全否定、不公平，也有人因为没有博尔赫斯这样的大作家而生气，不知道诺奖的标准在哪里。
但是，西班牙的出版社和大众，其实和中国一样。
当一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出版社蜂拥而至，大侠也马上去买。 例如，莫言先生。
但我听说莫言的作品在西班牙由一家小出版社代理，很有眼光，莫言也很出色，有些作家没有马上改变大出版社，还是继续交给他们。
《澎湃新闻》:除了莫言，西班牙还有其他受欢迎的作家吗？
易玛：有啊。 例如阎连科，不断出书，每年都出。
乔乔、余华、麦家很受欢迎。
《澎湃新闻》:所以，现在两国之间的理解和你刚接触中国文化的时候大不相同。
伊玛：完全不同。
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了汉学专业，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有很多好的翻译人员。
《澎湃新闻》:那你认为自从你担任塞万提斯北京分院院长以来，中国人对西班牙的理解有了很大的变化吗？
易玛：我认为有很大的进展，但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因为即使现在很多人也经常听说西班牙语是一种小语言。
我的母亲啊，超过4亿人以西班牙语为母语，23个国家和地区为官方语言。 为什么是小语言呢？ 但是，社会上有这个误解。 看了很多培训机构的广告，还在说语言。
所以我们想在未来打破这个误解。
现在好的一点是，中国出版社每年都努力引进西方语言作家的作品。 很多最新的作品，年轻作家都能看到。
但是，在电影和艺术等方面相对差很多。
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责任编辑：张韮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