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醉城与任远：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
黄越泓(北京理工大学)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而且延续了两千年友好交流的历史传承。
关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最令世人津津乐道的是日本遣唐使东渡扬州大明寺的鉴真和尚。
其实，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进程中，以佛教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纽带。
与此相关的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另一种特殊方式——“唐决”。
扬州大明寺
日本天台宗的僧人对佛教教义有争议，把悬而未决的问题称为“未决”，进入唐朝的日僧把“未决”的文件带到中国回答说“拜托了”，而中国的僧人对相关问题则称为“唐决”。
日本的《续藏经》收录了6部来自最澄和道雾、圆澄和广修、圆澄和维衍、义真和维衍、光定和宗颖、德圆和宗颖的问答。 每个问题的数量不同，多达30个问题，少则只有6个问题，回答内容简洁
“唐决”反映了日本天台宗僧人在研究天台章疏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考，是对天台宗教义的疑义，同时日本天台宗内部无法取得统一意见，需要请中国天台宗僧人解决疑问。
“唐决”质疑围绕天台教学展开，主要问题是“无情有性”、“三次方之争”等当时非常重要的情义问题。
理解“唐决”的经过，离不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三位重要人物——鉴真、最澄、圆仁。
鉴真东渡与天台典籍在日本的传播
著名的鉴真和尚历经万险千难，先后六次渡海，为日本带去了完整的大乘戒律体系。
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弘扬律宗，但鉴真天台宗弘传在日本的贡献不容忽视。
北京大学教授魏常海说：“奈良时代南都六宗时代由鉴真创立的律宗，同平安时代北岭佛教时代由最澄创立的日本天台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脉”是中国江南佛教，特别是天台山的天台宗。
”
鉴真曾拜天台宗玉泉系僧恒景为师，东渡时为日本带去了许多天台典籍，在传授律法的同时也讲解天台典籍。
可以说，鉴真东渡正式开启了天台教学在日本传播发展的历史。
据日本沙门凝然撰写的《三国佛法传通缘起》记载：“古人王第四十六代孝谦天皇御宇天平胜宝六年甲午，鉴真和尚赑天台宗章疏来，《摩诃止观》、《法华玄义》、79000、0755-755、0755
和尚(鉴真)、门人法进、昙静、思托、如宝等，以及天台宗的学者、道璇律师都学习天台。
鉴真和尚在唐朝的时候，湛然法师没有做章。
”
鉴真和尚给日本带来了许多天台经典，但由于当时日本律学和戒仪尚不完善，鉴真在东渡后决定以弘传律教为主，没有广泛宣传天台教学。 “鉴真和尚把台宗传到这个国家，但没有广泛传教，而是广泛宣传戒律。
鉴真东渡时年事已高，时不我待，只专心于弘传律学，来不及培养专门学习天台教义的僧人，来不及建立真正的天台传承体系。
随着鉴真和弟子的相继去世，天台教义在日本只能沉默于高阁之上，鲜有人问津。
天台宗传承体系在日本的正式确立，最终是由日本平安时期的文化大师最澄完成的，最澄和鉴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汪荣说：“最澄得分的时候，鉴真已经很寂寞了，所以没有直接接受鉴真的教化。
但是，天台学最澄的知识，必须完全惠及鉴真弟子，或者他的再弟子。因为他的法系是由鉴真弟子法进的弟子等再传过来的，所以应该归入鉴真法系之下。
”
最澄入唐求法与日本天台宗的成立
传教大师最澄( 767-822年)出生于日本滋贺，俗姓三津首，十二岁时拜近江大国师传灯法师行表为师出家，开始学习唯识章疏等佛教经论，二十岁时接受具足戒。
从小在奈良出家修行的经验，最澄当时占主导地位，但对日益腐败的南都佛教深表失望，感慨“正法凌迟，苍生沉沦”。
接受具足戒的最澄决定离开奈良，逃到山林里去在比叡山修行。
据《法华文句》记载，在比叡山修行时，最澄精读佛教章疏后，深感天台思想体系之深邃，对天台典籍衷心景仰。 “因为一山在限度，大师披《小止观》和《六妙门》等，还以为天台在指导，每次看到这篇文章，就忍不住落泪
是时候遇到知道天台法文所在的人了。 因斯必须写《叡山大师传》、《起信论疏》并《华严五教》、《圆顿止观》、《法华玄义》等。 这与已故的大唐鉴真在上将来也是如此。
得到了这个典故，勤奋地演讲，义无反顾地仰望，踏实地追随。
”
最澄认为，当时南都佛教中最具影响力的三论宗和法相宗都是以“论”立宗，比起以“经”立宗的天台宗，舍根取叶、背朝下是舍本报终的不明智之举。
最澄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南都佛教抱有不满，已经有了创立新宗、改革佛教现状的想法。
但是，要引进日本最优秀的圆宗妙义，就应该派僧人去大唐学习天台教义。
兼之当时，日本桓武天皇意在支持新的佛教宗派，改变当时南都佛教的独特格局。
为了求得天台正统的师承，完全掌握天台章疏典籍，最澄入唐求法，希望得到正统的天台师传，请求桓武天皇派他入唐天台山。
最澄的上奏最终感动了桓武天皇，诏书决定派最澄作为“天台法华宗还学僧”到中国寻求天台教法。
关于延历寺内最澄入唐的介绍
最澄到唐淹约八个月，其间抄佛经，疏注，记文，共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
唐贞元二十一年( 805年)五月，最澄带着所要求的天台经书章畲、法器、图像、印信等回到遣唐使藤原葛麻吕的船自明州。
最澄从唐朝回国后，名声越来越高，创立日本天台宗的机缘也越来越成熟。
公元806年，最澄向日本朝廷表敬，希望在“年分度者”的数量之外增加天台法华宗僧的名额。
桓武天皇想扶植新的佛教势力，引进天台宗促进了佛教的繁荣，最终同意了最澄的建议——“弘天台法华宗，再年复一年”。
天台宗从此获得独立地位，这标志着天台宗在日本的正式成立。
最澄是一位有远见的文化大师，在中国抄写天台章疏的时候，曾预想到单凭章疏很难深入了解天台圆义。 就像他自己在鉴真带到日本天台三大部的时候也没能完全理解一样，天台教义的交流不仅需要章疏的传达，也需要有疑义的问答。
最澄回日本前，向天台山国清寺座主和僧人许下愿景，学习天台的圆义，带回天台的经疏传到日本弘传后，经常派益僧、留学僧到国清寺“决定圆教的深刻含义”，天台的教义在交流中见长
值得注意的是，最澄对日僧入唐研究天台“圆教深旨”的构思十分细致，交流任务由请益和留学二僧共同完成。
益僧在中国的停留时间很短，一般需要几个月到一年多才能回到日本，也被称为还学僧。 留学僧人在中国的停留时间可以达到几年到十几年。
请益僧和留学僧共同承担“请决圆教深旨”的使命，既可以让中国的义理新论和疑案与请益僧一起尽快返回日本，也可以让留学僧在中国进行长期修学，专心钻研天台义理后返回日本。
最澄的愿景没有在回国后马上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桓武天台去世后，嵯峨天皇对空海很信任，天台宗的崇高地位受到真言宗的激烈竞争，得不到皇室充分支持的天台宗僧人确实很难进入唐求法。 另一个理由是，804年派遣第10次遣唐使后，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日本没有再次派遣遣唐使，因此中日天台佛学的交流也停滞了几十年。
圆仁入唐求法与“唐决”的交流
圆仁( 794-864年)是最澄的门下弟子，俗姓壬生，野之下州都贺郡人，后被尊称为慈觉大师，著作甚多，其中最有名的是记录入唐旅行的日记—— 《法华文句疏》，该书为玄奘之玄奘
据《四教义》记载，公元835年，圆仁梦遇见先师最澄，最澄在梦中对圆仁说：“吾将汝入唐求法，但在危险的波浪上漂流，恐在危险的舫中辛苦。 我非常想”。
第二天，朝廷还是任命圆仁为请益僧，说“赐唐请益之诏”。
当时天台山僧对最澄说：“经常送来祈求好处，让二僧留学。 请实行圆教深旨”的命运众所周知，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很痛苦。
圆仁既然被任命为入唐请益僧，无疑是完善入唐求法、解决天台教义疑案的最佳人选。
当时，日本的延历寺僧人对天台教义感到困惑，要求天台山国清寺僧人答疑解惑。 这些问题在圆仁写的《维摩疏》中记载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
延历寺释迦堂
公元838年，天台僧在僧圆仁、留学僧圆载等人的陪同下，向遣唐使进入唐求法。
遣唐使陪同的船舶抵达扬州后，圆仁圆载的二僧请求唐朝地方官衙尽快前往天台山国清寺。
不久，圆仁和圆载收到了官府的间谍质问书，要求二僧说明向台州求法后的去向。
接到官吏的讯问书后，圆仁和圆载马上回复，告知了去天台山国清寺的不同初衷。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完整记载了二僧的回答书：
请学僧圆仁、右、台州国清寺找师释疑。
如果他的州没有教师，他会去更多的州，通过所有的州。
留学僧圆载，右，请随学赴台州国清寺。
其他州如果没有人依法，或者要求所有的法律，经过各州的访问。
二僧前往同一个国清寺，但二僧的回答不完全一致。 圆仁“寻师释疑”，而圆载“从师求学”，文字上的细微差异反映了二僧入唐所肩负的使命不同。
作为留学僧的日元载，是要长期呆在中国拜师求学，而还学僧(益僧)则是为了疑义日本天台宗多年的义气，在中国寻求天台高僧大德的疑义，让他尽快把疑义的结果带回日本本山。
从答卷的内容中也可以看出，负责传达“延历寺未决三十条”疑问的不是留学僧的圆载，而是还学僧的圆仁。
按照日本派遣请益僧的惯例，请益僧随遣唐使入唐后，停留数月学习法律，随遣唐使船舶返回日本。 因此，请益僧，也就是圆仁完成求法任务的时间非常有限。
日本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希望圆仁不要等待官方正式批准文件，尽快出发前往天台山。
由于唐朝的官方对外国留学僧人和学僧有成熟完善的管理制度，日本遣唐使藤原常嗣的提案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持。 官方要求日本僧人在得到正式敕许后到天台山之前原地待命。
圆仁等人一直等到9月，但依然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
朝廷于9月20日下令朝贡使等前往北京，但仍不准圆仁等僧人前往台州，朝廷认为“本国(指日本)”的表章要等，要等发令人。
圆仁、圆载原定进入天台山的时间一度推迟，正在等待官方的正式文件。
第二年，即开成四年( 839年(二月八日之前，圆仁向《大唐西域记》表示：“收到法官闰正月十三日的字牌，关于大使会见天子的日子，即使特别沉重地陈情也不被允许。
依然抑郁的人。
日本遣唐使直接向唐朝文宗李昂请示，但仍未得到官方敕许。
圆载和圆仁于二月二十八日在滁州会见日本遣唐使后，从大使口中交谈后才知道事情的经过。
宣云大使：抵京当天，“即益僧请愿赴台州”、“雇九船，命人修理”。
礼宾对云说：“不见之前，什么事都不要奏闻。”
再三催促上奏，但答应雇船修理，不准派人去台州。
蒙敕报说：“使者等回国的日子近，扬州到台州的路程很远。
僧人要求他回国，计不能等一天解开所有的索。 为什么可以回本国？ 不要向着台州。
但那位留学僧人应该独自赴约台州，在五年内，最终给粮者。
“见之日，复奏，谕皆不准。
之后不允许进行后重奏。
唐朝的官吏又认为，如果僧人圆仁去天台山解疑，就可能赶不上回日本的遣唐使船舶了，于是圆仁未经敕令就去了天台山。
与此同时，留学僧圆载入天台山的请求得到唐朝官方的同意。
唐朝的官方不仅允许日元前往国清寺，敕令地方的官方应该在五年内供应日元粮食。
唐开成四年二月( 839年)，唐朝政府的敕许决定了圆载和圆仁截然相反的命运，“圆载禅师有自己的敕许，留在台州。
其余都可以回本乡。
另外，不能让益法师(圆仁)上台。
左右都不允许。
就是叹口气。
圆仁到天台山去执行“延历寺未决三十条”，必须将相关书信和日本太后赠送的袈裟交给圆载。
“大座主寄来天台山书，将袈裟、寺家未决、修禅寺未决等作为袈裟，分给留学僧。
”
圆载和圆仁在滁州分手，经中国政府敕许前往台州的圆载与同伴前往扬州，从扬州径直前往天台山。
圆仁在其《东方见闻录》中写道：“二月(廿八日，斋后，留学僧并傩与两人和勾当王友真驾船送往扬州。
依依不舍。
”请益僧圆仁的地位比留学僧圆载还高，但由于唐朝政府只允许圆载去台州国清寺，圆载就保全了最澄的遗命。
圆载抵达台州后，分别向禅林寺广修、国清寺维蠡提出“延历寺三十条”等疑问，要求进行决断，随后获得了中国僧人的嫌疑。
与此同时，圆仁前往天台山，将执行“延历寺未决三十条”的使命交给了圆载，但并没有放弃“执行圆教深旨”的初衷。
圆仁入唐的身份是“请益僧”(还学僧)，虽然只能在中国短期留学，但由于各种巡演的偶然和自身的求法心，圆仁在中国进行了很多求法巡礼，长达10多年。
开成四年( 839年)，圆仁乘船回国途中遭遇风浪漂流到山东省。 最初在文登县赤山法华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前往五台山、长安等地。
法华总持院东塔
据《元亨释书》记载，圆仁在唐开成五年( 840年(五月十七日)，向五台山大花严寺的志远和尚提出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
志远是天台座主，知道最澄入唐求法，记载于《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志远和上自说云‘进入日本国最澄三藏贞元廿年天台求法。
台州刺史陆公拿出纸书，写了几百卷和澄三藏。
三藏不得不忽略回本国的事。
”云云。
“我听说天台兴隆的事了。
遗憾的是，志远对日本天台宗非常感兴趣，但并没有回答圆仁提出的疑问。
据前文记载，随圆仁入唐的留学僧圆载已获唐朝官方敕许，向天台山求法。
圆载已经向国禅林寺僧广修提交了《延历寺未决三十条》，广修对这三十条已经作了回答。
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志远在五台山，但知道广修已经释放了“唐决”。
所以圆仁希望志远回答30个问题时，“远和上云：”天台山说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决定了。
’不想通过。
“志远和尚以天台山已经有明确的解释为由，婉拒了圆仁的请求。
唐开成五年五月十八日，也就是志远和尚婉拒了圆仁请求的第二天，圆仁在日记中写道：
“你去善住阁院主，去他的断绝。
参见来自台州国清寺的未来书籍。
先送天台山延历寺未决卅条给滁州留学僧圆载上人，国清寺修座主对此作出决议，请台州上书。 刺史盖章已经结束了。 修禅寺敬文座主具写着送往台山弘天台诸德。
兼日本国无行和尚寄出天台书，以及天台修座主的决定已完成，请写下州印信的书、台州刺史批评和印信的语言并寄出。
”
圆仁巡礼五台山后，去长安求法。 巧合的是，广修的弟子宗颖也在长安醴泉寺。
据日本僧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圆仁受到了“右街醴泉寺宗颖止观、颖者、贤者八代的高弟也”。
圆仁入唐后，收到了日本延历寺德圆和光定发给中国的十条疑问和六条疑问。 这两个“未决”是圆仁入唐后被送到中国的，交给圆仁对中国僧人提出了疑问。
由于圆仁无法前往国清寺，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将德圆和光定的“未决”交给长安醴泉寺的宗颖，由宗颖解决相关问题。
宗颖受天台宗座主广修之教，这也许是圆仁在天台山僧不可起疑的情况下灵活安排的。
可见，日本天台学僧对“唐决”提问对象的选择有一定的变通能力。
圆仁在长安后期遭遇唐武宗的排佛运动，万般无奈，只好以伪还俗为代价，带着“唐决”离开长安，辗转于公元847年返回日本。
随着圆仁的回国，承载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思想冲突的珍贵文献——《唐决》也被带回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以说，“唐决”对中日天台宗的意义是相互促进、互利双赢的。 来自中国的“唐决”不仅是日本天台学僧的问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天台宗的义理发展。 与此同时，对日本天台僧人义理的分析和疑义也使中国天台教学关注到了新的问题，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了天台义理。
《唐决》等文献典籍蕴藏着广泛而深邃的智慧，诉说着中日两国千年的文化交流史。
回顾历史，启发现在。
历史上中日两国必将通过文化交流增进相互了解，通过文明互鉴促进文化繁荣，未来中日文化交流必将更加多元、异彩纷呈，焕发新活力。
参考文献
真人元开：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最澄：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圆仁：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志磐：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凝固) 《元亨释书》
关师炼： 《唐大和尚东征传》
圆澄等： 《传教大师全集》
责任编辑：时钟源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