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年获得19个诺贝尔奖，但走向神坛的日本教育背后也有“阴暗面”。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揭晓，日本化学家吉野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机械工程系教授约翰B古迪纳夫、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化学教授M斯坦利威廷汉因开发锂电子电池而共同获奖。
截止到2000年，日本已经获得了19个诺奖，相当于每年有一个人获奖。
日本的崛起，与其科研投入、经济发展、教育改革密切相关。
关于日本的教育，其亮点已经说了很多。
这次，我想借助两位日本诺奖获奖者的经验，谈谈日本教育道路上的“阴暗面”……
日本的诺奖获奖者是
走的不是普通的路。
回顾日本的诺奖获奖者，2002年的化学奖获得者田中耕一可以说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
“最奇怪”、“最低学历”、“奇迹反击”——他的奖杯与这些关键词密切相关。
17年前，田中耕一是本科学历的基础研究员，42岁，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田中小时候父母双亡，当手艺人的叔叔成了养父。
受叔叔的影响，田中耕一从小就喜欢组装收音机、飞机模型等东西。
他的小学班主任是化学老师，经常带着学生做实验。
感谢田中耕一获奖后回忆起童年，鼓励我不拘课本，多做尝试和发挥自由想象力的老师。
就这样长大的田中，长大后没有取得什么优异的成绩。 ——在其他大学学习的电气工程，也曾进入本科留过一级。 大学毕业后，被索尼拒绝，被介绍到岛津制作所，从事机器的开发。
为什么会获得诺奖呢，是因为在他的工作中，由于操作失误，不小心把甘油放入了钴试剂中。
没想到这个无心的动作，解决了很多科学界的悬案，生物大分子的完全分离。
到了今年，在NHK回顾平成的纪录片中，田中耕一向记者倾诉了自己的心声。
“获得诺奖是我人生漫长痛苦的开始……在我看来，诺奖是专家们经过多年钻研才能获得的奖项。
我不认为我做了适合诺奖的事。
”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也是被奖杯改变命运的“小人物”。
中村修二出生于普通的渔夫之家，从小就被打上“傻孩子”的印章，考试成绩一般，大学也只考上了日本的三流高中。
毕业后，中村修二成为了公司的研究员。 因为业务能力不强，所以总是被同事嘲笑。
在这种情况下，中村修二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的愤怒，默默地投入了开发高亮度蓝色LED这一艰难的研究。
如果说和田中耕一有什么相似之处的话，那就是两人都是非科学班出身，但从小动手能力就非常强，敢于舍弃书本上的专业知识。
中村修一就读的德岛大学连物理学科都没有。 他以自己的热情和好奇心自学物理，打开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大门。
这些“非正统”的学术经历让中村修一的教育有了深刻的理解，获奖第二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批评了包括中国和韩国在内的日本教育制度。
“东亚的教育制度是浪费生命。
”
中村修二沉痛的东亚教育
到底怎么浪费孩子的生命呢？
中村修二对日本及东亚教育整体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脑力劳动取代了体力劳动，学校和老师给学生带来了无限的学习和考试压力。
日本的诺奖井喷，是完善科研体制，加大科研投入力度，营造推荐科研风气的结果。
而在这一历史环境下的日本教育体制，一方面给国家带来了大量掌握基本技能的优秀科技工人，另一方面也成为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孩子的无形枷锁，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
20世纪70年代，日本社会“唯分数论”、“学历至上主义”的风气走向极端，老师可以随意体罚成绩不佳的学生，校园暴力盛行。
学生厌学频发，逐渐与老师形成对抗势力，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时的学习压力是多少？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教授市川伸一在那个时代长大，他说：“我们要记住英语单词就需要记住整个英日词典。 一字一句都不能漏掉。 请记起来就像吃了词典一样。
”
日本独特的“偏差值制度”也是在这个历史中诞生的。
从1964年开始，日本正式在考试中采用了这一制度，此后，私立高中也开始按偏差值筛选考生。
偏差值是指学生相对于平均值的偏差数，是用一系列计算公式来衡量智能和学习能力的一系列标准。
总的来说，偏差值越高，学生的成绩越好，反之则越差。
乍一看似乎是科学严谨的体制，但却让学生的神经越来越紧张。
据统计，90年代末，日本青少年自杀者中有14%，辍学者中有33%，逃学者中有25%都是因为偏差值。
震撼世界的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的肇事者麻原彰晃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留级生，他创立的邪教“奥姆真理教”的信奉者中，也有拥有高等学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褚明辉总结了东亚教育的几个普遍特点：
否定自己的教育，推荐欧美的教育体系； 注重应试倾向明显、学生负担过重的统一性，重视忽视个人培养的知识，但在创造力培养上做得不够。
日本也从未停止过对这一教育制度的反省。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日本开始需要创新人才，运用独立思考和创造力发展新技术。
在此之前，如果说日本的教育是让学生成为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自我创造的试验机的话； 那么，下一阶段的“素质教育”改革，有望培养出具有不同于前几代人创造力和求知欲的人才。
“宽松世代”的启示：
创新教育不仅仅是负面的。
这项改革的初衷，无疑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前瞻性。
但最终达成了吗？ 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广田照幸已经用一句话把这个问题指向了核心：
素质教育热衷于培养创造力，却忽视了创造力产生的前提——基础知识的积累和强化。
事实证明，“宽松教育”是日本在教育道路上最受争议的一步。
2002年，日本推进教育创新： 1987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取消了考试排名，每周只上五天课，周末补习班被取消，课程内容削减了30%以上，学校老师从严格的教育变成了奖励式的指导。
改革的目的一方面基于对以往压力巨大的教育体制的反省和纠正，另一方面创新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日本希望培养能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学生。
但是，猛烈的10年负面影响，其结果让整个日本社会陷入了骚动。
2003年的PISA (国际学生能力评价计划)中，日本各学科的能力比以前下降了，参加考试的正好是第一次接受“宽松教育”的孩子们。
在2006年的考试中，日本学生的成绩更是一落千丈。 科学能力从第二名跌至第六名，数学能力从第六名跌至第十名，阅读能力从第十四名跌至第十五名。
日本学生的自豪成绩似乎从神坛上掉了下来，精神问题也开始向另一个极端发展，但最终成长为一代人的特殊群体——“宽松一代”。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恶毒的“平成时代的废物”。 也就是说，在日本的平成时代，那些及时形成虚拟世界，沉迷其中，奋斗意识淡薄的年轻人。 同时也是“宽松世代”的一部分。
在日前引发热议的日剧《宽松世代又如何》中，年轻的“宽松世代”的主角，日本在这一教育探索中，出现了酿成的可悲后果。
“我们这一代人进入社会后，得到了前辈的全面关怀。
没用、没有上进心、没有骨气、没有竞争意识、没有危机感……国家随便教我们星期六不用上课，把成绩下降的我们当成废物。
”
到了2011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废除“宽松教育”，前10年被削薄的教科书再次变厚，日本开始步入“宽松教育”的轨道。
但这并不是说“宽松教育”彻底失败，而是在保留理念的基础上，不断巩固和巩固基础。
作为东亚的近邻，我们看待日本的教育道路真的有同感。
中国的“填鸭式教育”、“应试教育”与日本的“偏差值教育”相对应，分数最高，都是名校。
高强度学习的背后，是被抛弃的个性发展和个人创造力的重视。
在这样的环境下，父母把全部的资源和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教育上，决定了孩子一生的高考，孩子的压力和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成了通病。
从应试教育走向负面，引起了家庭的另一个负担，也就是大量的补习班。
校内不教，只能在校外解决。
在放宽政策下，日本对高中毕业生的调查显示，85%的东京大学学生在补习班就读，而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日本知名学府的学生比例更是高达95%。
我们一直在探索。 最好的教育是什么？
日本现在的“宽松教育”也许能回答未来。
无论是压力倍增的一代，还是宽松政策的一代，教育最终都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素质教育的目的应该是激发学生的热情，这种爱可以是对科学的探索，可以是对任何知识领域的向往，可以是对生活的热情和好奇心。
这种爱离不开基础知识的掌握，但其本质是在相对宽松的学习环境下产生的，是与“宽松教育”并不直接相关的生命力。
这是最好的教育不应该剥夺的孩子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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