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140
演讲者:阿杰(正在武汉某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2019年12月26日,从武汉出发,经过漫长的飞行后在阿姆斯特丹着陆。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在荷兰留学的她早点在机场等着。
这是我期待的旅行,半个地球的我们将在郁金香国家度过美好的一个月。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趟旅行会幸运地避免武汉的这场瘟疫。
三个多月后,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瘟疫中最安全的地方。
我大三回国,在江西老家等复课通知。 从汉通道再次打开。 在担心毕业的同时,我更担心选择在异国继续学业的她。
意大利米兰。
教堂。
西欧旅行
我是武汉洪山区某高中的硕士研究生,她是我高中的同学,高中毕业后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上大学。
她硕士毕业后和我们在一起,不久就去了荷兰。
就这样,我们再次相隔万里。
飞机降落在阿姆斯特丹的那天,她早早地在机场等着。
今后,她几乎休一周的假。
我们利用这周的假期去西欧旅行。
我们先去了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然后去了爱琴海边的希腊圣托里尼。
2020年新年之际,在这个星球上一切都像往常一样。
在意大利的一个小镇上,下午人们像往常一样喝着咖啡,夕阳浸在教堂的塔尖上,行人和游客在晚霞中闲逛,等待着宁静的黄昏。
圣托里尼蓝色的爱琴海,像一幅美丽的油画,人们享受着画一般的美; 在遥远的东方武汉,地铁公交人流熙熙攘攘。
临近毕业,半年后,我的同学们也可能聚会聚餐,在朋友圈拍了照片。
关于这些新冠引起肺炎的报道,有时会给人带来乌云,但很快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淡化……
佛罗伦萨。
避疫
离开武汉前,包括自己在内,周边还没有人警戒。
去年12月下旬,因为感冒去了学校的医院,很奇怪为什么一般内科会有这么多人打号码(几百号)。 那时,我以为只是流感季节。
在农历新年期间,她的同学在吃饭。 来自巴西的同学知道我来自武汉,认真地讲述了新冠引起的肺炎。 我说:“我应该不是患者。 因为已经过了14天的潜伏期。”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感谢”。 途中,地铁列车飞机到处都是密闭空间,现在想起来也有点害怕。
带着病毒玩欧洲,那是不折不扣的超级传播者。
国内疫情当时非常严重,在武汉工作的妹妹,在封城前一天回了江西老家。
她在路上准备了免洗面液和口罩。 我马上去了国外大型电器店的网站上查了有没有口罩,已经没货了,剩下的是工业级的kn95,很贵。
家里长辈的反应又慢了一步。 可能是看到武汉关闭城堡,开始出现死亡病例后警惕起来,取消了春节的所有活动。
她休息结束后开始上课了。 我每天都在阿姆斯特丹闲逛。 博物馆、景点……随着农历春节的到来,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也接近尾声。
希腊圣托里尼。
在荷兰的中国新年。
回国之旅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从欧洲回国了。 那是国内情况最严峻的时候。
在挪威赫尔辛基机场转机时,机场只有中国人戴口罩,包括中方空乘人员。
机场的外国人和外国人都没有戴口罩。
回国航班的乘客数量锐减,是中国人,大部分座位都是空的。
从北京首都机场换乘江西省,但机场空空如也,几乎没有航班。
所有人都戴着口罩,有意地保持着与他人的距离。 刷登机牌的时候,地勤人员告诉我大部分航班都被取消了。 我的航班只有16个人。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你从武汉来吗? ”我问。
我从欧洲旅行回来后再三说明终于结束了。
妹妹是从武汉返乡的,最后在我们家门口贴了武汉返乡人员居住地的告知书,在单元楼里贴了武汉返乡人员重点岗亭的大招牌。
妹妹不能外出。 当然,回家后自觉在家隔离,吃饭也一个人在房间里吃。
每天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测量两次体温。
出去补电话卡的时候,即使读了身份证上的地址是武汉,也会被问得有点多。
武汉,我的校园。
异国之忧
4月上旬,离汉通道重启,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中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安全的国家,各地企业活动的重新开工正在逐渐走出阴霾。
此时,世界许多地方已沦陷为新型冠状病毒,美国确诊病例累计已超过46万人; 欧洲瘟疫也急转直下,曾经旅行过的米兰成为了重灾区。
她所在的荷兰,累计被诊断出超过了23000人。
欧洲的人口密度比中国的城市差得多,公共汽车和地铁并不拥挤。
社交距离比较远,人们也非常注意个人卫生。
关于当地瘟疫的蔓延,我想大多是因为对病毒的无知和轻视。
回到现在的现实,作为武汉的高中毕业生,我还有点着急,但毕竟需要回学校完成毕业论文。
校方也安慰我们,统计同学们面临的困难,并多次提醒我们不要早点回学校。 一切都在等学校的通知。
她现在想回国也很难。 每周只有一班。 票也很难弄到。
一个月前,在与家人讨论后,她做出了留在荷兰的决定,完成了5月份的毕业答辩。
由于国内疫情的结束,我不得不担心此时独自留在异国的她。
祝这场瘟疫早日结束,所有人的生活回到正轨。
她毕业回国,我也可以回到武汉,再次体验武汉春暖花开和人声鼎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