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堕胎法案，美国堕胎法案法理学分析
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最高法官曾被认为是美国宪法精神的最后守护者。 他们的判决不仅是对法律和现实的解读，也是了解社会和民情的风向标。
然而，在当今美国政党政治日益极化、社会共识撕裂的情况下，9位最高法官的神圣光环日益消失，他们被视为“9位身着法服的政治家”。
同样，具有深刻社会影响和历史争议的判例也继续受到政治攻防和选民感情和喜好的操纵。
今天，成为争论焦点的是关系到生育权利和宪法精神的“罗伊对韦德事件”。
在保守派占6比3优势的最高法院，似乎可以看到进步价值与保守主义司法理念的对决这一美国精神的内在冲突。
我们应该如何在具体的议题和时代的进步中，理解法律的精神？ 这场争论的价值观之争不仅仅是美国。
罗伊案被判决的第14任美国首席法官埃尔沃伦( Earl Warren )法院。
图为沃伦。
周二的推送《美国社会的堕胎战，一场没有结束的斗争》回顾了罗伊事件前后，美国社会对妇女权利和堕胎观念的变迁，以及保守派如何利用关于堕胎权的争论，改造自己的政治语言和意识形态。
今天我们推送的这篇文章，希望从法律和制度上解读美国社会关于堕胎权争论的由来，以及其背后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交锋。
读了这两篇文章后，我们可能很难写出明确的答案和明确的立场。
在理解法律的精神中，我想多想想个人权益在价值顺序中应该位于何处。 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法律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没有结束的罗伊对韦德事件
2022年5月2日晚，美国政治媒体《政客》突然发表独家报道。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泄密文件——的塞缪尔阿里托最高法院起草的多数派法庭意见初稿，最高法院投票推翻了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
该草案已在最高法院内部传阅，获得《政客》。
正如最终结果写在这份被泄露的文件中一样，最直接的结果是美国将终止基于过去半个世纪的《美国宪法》的堕胎权保护。
这意味着各州有权就此事项恢复决定权。
美国保守派最高法官阿里托。
消息一出，人们还没来得及阅读这份长近100页、附件长达31页、有118处注释的冗长文件，举国上下都进入了非常震惊的状态。
罗伊诉韦德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该案的《法庭意见》认为：“《美国宪法》保障怀孕妇女不受政府过度干预中止怀孕的权利。”
这项判决的结果是，美国联邦和州一级的许多堕胎限制法已经失效。
这个事件的主角罗伊(简罗伊、Jane Roe、1947 - 2017 )是化名。
原名诺玛麦克康威( Norma Leah Nelson McCorvey )，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普通家庭，和父母一起搬到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生活。
麦康威的母亲酗酒并有暴力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她出生的家庭是典型的基督教家庭，后来隶属不同教派，最初是“五旬节运动”的成员，后来在父亲的影响下成为“耶和华见证人”。
她的父亲在她13岁的时候离开了他们，和她的母亲离婚了。
1968年，28岁的麦克康威第三次怀孕。
据她自己说，此时她提议对外声称朋友被黑人男子强奸，可以按照德克萨斯州法律进行流产手术，中止怀孕。
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根据当时德克萨斯州的法律，女性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能要求中止怀孕。
但是她这个尝试没有成功。
她还想去找非法堕胎的诊所，但她联系的诊所正好被当局关闭了。
束手无策的麦克康威在医生的建议下，想和律师接触，看看是否会有转机。
麦康威不想要肚子里的这个孩子，但他想继续住在德克萨斯州。
她的两个代理人萨拉威丁顿( Sarah Weddington )和琳达科菲)以德克萨斯州的法律违反《美国宪法》为由，起诉了当地的地区检察官亨利韦德。
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审理此案后，作出了有利于罗伊的判决。
州检察官不服，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这样，这个案子就成了有名的罗伊对韦德案。
此时，距离第一次起诉已经过去三年了。
麦康威的第三个孩子在诉讼进行期间出生，并被收养。
但由于这一话题极具争议性，影响十分广泛，最高法院决定在原诉讼意愿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的情况下，也进行一切正常的法律程序，签发《法庭意见》。
1973年，最高法院以7:2的投票得出了结果，麦克康威方面胜诉。
其判决依据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隐私权”的概念，女性有选择堕胎的权利。
隐私是一个法律概念，意味着限制政府和个人对隐私的干预。
世界上150多个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记载了市民有隐私权。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堕胎的权利属于私人领域。
但是，实际上，《美国宪法》和《美国权利法案》 (宪法第10条修正案的总称)没有明确阐明这个概念。
但是，这个概念是美国法学界在19世纪提出的，在此案之前已经被援引，作为判决的依据。
例如，早于此案，具有相同历史意义的格雷丝伍德诉康涅狄格州案( 1965 )中，最高法院规定该州《考姆斯托克法》“禁止使用一切有助于避孕和流产的用品”是隐私权中的“防止政府入侵”
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法官
《意见》还指出，这一权利不是绝对的，必须衡量州政府的利益，以保障妇女的健康和孕期生活。
根据判决，中绝的权利是“基本权利( fundamental right )”。
法庭在审查挑战堕胎权的法律时，需要使用美国司法审查( Judicial review )最严格的标准。
最高法院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标准”。 在女性怀孕期间，将堕胎情况分为三个阶段来考虑。
怀孕的前三个月(最多12周)，胎儿不可能在母体外存活，孕妇可以与医生商量后决定是否中止怀孕； 3个月后，政府限制堕胎，但在只需要保护孕妇健康的胎儿具有母体外存活性后( 24-28周)，政府保护潜在生命利益，禁止堕胎，除非母体生命或健康面临危险。
生命力背后的司法观念交锋
1973年结束的罗伊诉韦德案，使原本存在于民间的关于中绝问题的争论一下子白热化了。
极其复杂，围绕道德、宗教、生物学、法律等领域的社会运动、争论不可收拾，甚至引发过暴力活动。
同时也影响和形成了美国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这种观点的分歧，根本来自宗教和文化传统以及伦理学上不同观点的差异。
其核心在于胚胎和胎儿的道德状态，以及对人类道德权利的不同看法。
简单来说，就是胚胎和胎儿在每个特定的阶段是否如此，以及什么时候成为一个人； 并且在此基础上，介入它们在伦理上是否可以接受。
《原则与妥协》王希/著北大学出版社版本： 2014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今天的美国民众对堕胎合法化持什么态度呢？ 皮尤研究所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对堕胎合法化或部分合法化的支持态度上，宗教和政治立场，如党派可以作为划分双方领域的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约半数( 48 )的人认为堕胎是道德错误的，但在很多——人中有59的人认为堕胎应该合法化或部分合法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由此次泄露事件引发的诸多关于本案的讨论中，人们似乎很容易就将推翻罗伊诉韦德案与禁止堕胎合法化划上了等号。
许多左翼人士纷纷叫好，这是历史的重大倒退。
在原本极化的美国政治地图上，再次弥漫着阿里托和共和党提名的4位最高法院法官在去年12月的口头辩论后，投了赞成票的先行立场的味道。
民主党提名的3位最高法院法官以异议人士的姿态出现。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近年来美国本土的政治极化、党派领域越来越严重。
对于中绝的问题，情况也是一样的。
皮尤研究所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和倾向于民主党的独立人士比共和党方面更支持堕胎合法化( 80%比35% )。
这45%的差异在2016年仅为33%。
这次最高法院的《法庭意见》似乎目睹了最高法院的“右转”。
但是，真的这么简单吗？
事实上，在法律技术方面，罗伊诉韦德案也并不完美。
该案判决后，法学界对本案出现了很多讨论。
罗伊事件的发展方向毫无疑问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但在细节上争议颇多。
最高法院门口，反对废除罗伊案判决的美国民众
有观点认为，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的努力，实际上是想挽回20世纪70年代过头的“错误”。
至少从技术上来说，这种做法经得起推敲。
在美国法学界占有重要地位的最高法院最高法官若昂露丝贝尔德金斯堡( Joan Roth Bader Ginsburg )对本案的看法在专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金斯伯格是最高法院第二位女首席法官，在出身贫寒但却不屈不挠的精神被男性统治的法律界受到广泛尊敬，1993年被克林顿总统提名成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法官。
持有自由派立场，被认为是比较稳健的最高法院法官之一。
不过，一贯支持中绝权的金斯堡对罗伊案的判决，一直持保留态度。
在进入高等法院之前，她认为该法庭意见太远，如果能将堕胎权限设定在特定情况下而不是进一步，就会使关于堕胎权的讨论朝着以女性为中心的方向发展。
成为最高法院法官后，她还表示，此案的结果是医生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进行堕胎，女性不再是中心。
在法学界，本案引用率最高的文献来自曾在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法学重镇任教的约翰哈特莱教授在《耶鲁法学期刊》发表的学术文章，被引用了2000多次。
伊莱在这篇长达30页的文章中认为：“罗伊案的可怕之处在于，该案判决极力保护的权利，不是来自《宪法》的语言本身……” 许多重量级法学家对这一事件的结果表示失望，包括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艾伦肖维茨、凯斯罗伯特斯坦、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米特罗斯福三世。
对罗伊案长期持批评态度的法学家德肖维茨
此外，多数派的7名最高法官之间也存在分歧。
其中三名法官分别写了《协同意见书》。
在英美法系，法官赞同法院最终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的法律后果，但如果在判决的法律基础细节上有不同意见，或者认为有必要表达自己的补充意见，则分别或共同起草所谓的《协同意见书》。
这个意见书有的是公开的，有的是为了不让法院的判决产生噪音而不公开的。
那个法律的效力不高。
在罗伊案中，上述三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两人的意见是关于该判决的《宪法》的基础。
道格拉斯法官认为，这项判决以《美国宪法第九修正案》而不是《第十四修正案》为依据是妥当的。
同时，沃伦伯格首席法官对该判决结果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许多医生忽视了按照他们的职业标准，在与生命和健康相关的问题上做出认真的医学判断……”
他的意见被解释为，伯格最高法官认为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医生们的职业行为和规范将防止滥用堕胎权利。
威廉道格拉斯法官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最高法院法官，以文本主义和民权支持著称。
虽然法律专家通常认为在办理业务方面，《协同意见书》的法律效力较小，通常很少使用。
但上述细节似乎表明，该案的判决在最高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多数派7名法官内部不仅对判决依据存在一些不同意见，而且对其判决具体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存在不完全认识。
事实证明，这些担忧是有道理的。
关于判决的依据问题，日后成为法学界批评的重点。
此外，《协同意见书》文章中还有分析认为，法官们似乎设想患者有自己的私人家庭医生。
在那之前的美国社会，这曾经是普遍的现象，但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这种生态开始发生变化。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1973年投票支持罗伊方面的七位大法官中，有五位是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民主党的提名者只有两人。
这完全不符合将共和党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与反堕胎势力同等对待的印象。
进步的价值后退，保守主义会复活吗？
包括中文媒体在内的一些媒体有引用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和纽约州联邦参议员查克舒克的说法。 几位法官为了获得提名的通过，以罗伊对韦德或堕胎权的态度，在听证会上向国会撒谎。
但是，仔细回顾最高法院法官在听证会上的发言，这并不是不推翻此案结果的直接承诺，而是对判决先例这一英美法系重要法律原则的尊重。
在美国的制度下，所有法官都必须有律师执业经验。
另外，被总统提名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律师，如果以约定作为提名通过的标准，那么这个逻辑本身就有可能违背法制精神。
从各位最高法院法官的法哲学和《宪法》的解读来分析，应该比单纯地指责他在说谎，或者把立场作为批评对象更有意义。
今年5月8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欧洲在堕胎（权）方面的经验》的社论。
文章分析了欧洲国内不同国家关于堕胎权的立法。
大致说来，最宽松的是英国和荷兰，允许怀孕前24周流产； 最严格的是，天主教传统等因素处于保守立场的波兰等国，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禁止堕胎。
欧洲许多国家允许女性堕胎，但瑞典要求女性在怀孕开始后18周内堕胎，需要基于胎儿生存问题做出医学判断。 意大利是90天。丹麦、德国、比利时，这个时间是12周，法国是14周。
时间越长，要求也越严格，例如需要多名医生来确认孕妇的健康受到威胁。
在一些欧洲国家，孕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等待时间”，未成年人要求堕胎需要家长同意。
一些国家在进行手术之前需要心理干预。
但是，欧洲各国的立法有一个共同点。 它由民主进程决定，无论具体规定如何，基本上代表了所有国家内部的共识。
民意调查的基本结论与立法结果一致：民众接受堕胎的权利，但同时支持在第一个“三段”之后增加更严格的限制。
作者写道，欧洲的经验表明，投票的人们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选择。
而且，这样的决策方式，显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瑞典妇女支持堕胎权利的示威。
在EPF-IPPF EN组织的评估中，瑞典获得94分以保障堕胎权利，是欧洲各国的最高点。
在本月泄露的《法庭意见》草案中，最高法官阿里特写道：“是时候集中在《宪法》，将有关中绝的问题归还给民选代表“讨论”了。”
”本文件的结论部分写道：“《宪法》不阻止各州市民规范或禁止堕胎。
”
有观点将1973年的判决归类为“司法能动主义”的体现。
这是司法哲学的概念，意味着法庭受到案件以外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可能影响法律活动，也可能影响实际操作。
另一个极端是“司法抑制主义”。
很明显，法官作为人不能不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但这涉及更深的问题，作为独立权力之一的司法系统是与其他权力系统的边界，例如行政边界在哪里。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中所拥有的那样，人类社会正在朝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毫无疑问，中绝的权利在民众中的支持度一直在上升。
但是，在具体操作水平上，前进不是直线的。
在任何时代的节点，各种观点与文化、传统、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冲突和博弈的结果。
法治的进步，正好是这个游戏的最高代表。
在美国历史上，立法失败不胜枚举。 例如，站在极端、道德的制高点上制定的，最终导致了巨大的失败，如《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具有种族歧视基础的《排华法案》等。
但是，这些错误被有自我修正能力的社会改变了方向。
有趣的是，这件事的主角麦克康威先生成为福音派基督徒，晚年成为天主教徒，还参加了反对女性堕胎的运动。
她曾经说，自己年轻时卷入的罗伊诉韦德案，是“人生最大的错误”。
不过，麦康威去世前不久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她的《临终忏悔》中，反对堕胎的言论是在收到金钱后，自己才相信堕胎权。
1983年，麦康威曾向媒体表示，她被强奸了； 几年后，她又在公共场合表示强奸的说法不真实。
2017年，麦克康威在德克萨斯州死于心脏病。
随着她离开，那些模糊的事实，外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
但她在不同时期左右为难的自传似乎表达了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极化分裂立场，表明这场争论双方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文/邵鹏
编辑/朱天元
校对/杨许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