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工业实力有多强，瑞典工业实力欧洲排名
提起瑞典，很多人都会想到高福利、高收入、寒冬，还有沃尔沃、爱立信、宜家这些国际知名品牌。
从社会发展方面看，瑞典是一个非常特殊、人口只有千万的中型国家，人均GDP已经超过五万美元，在世界上，甚至在最富裕的欧洲也是名列前茅的数据。
与瑞士这样一个主要依靠金融服务的国家不同，瑞典通过传统的制造工业达到了当今高度发达的地位，瑞典成为世界国家发展的绝佳范例。
讨论瑞典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归纳为三点：资源丰富，重视独特的社会民主路线和社会公平。
而这两个，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模式是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最大的特色。
这也是一个真实生动的例子，说明高福利并不一定“养懒汉”，反而有可能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
瑞典资源的丰富和不足其实从历史上看，瑞典似乎很难跟上“富裕”这个词。
位于瑞典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总是很穷。 从地图上看，这个巨大的半岛位于欧洲偏僻的角落，离罗马、巴黎、君士坦丁堡等传统欧洲文明的中心非常远。
这个巨大的半岛紧邻北极圈，气候严寒，山地崎岖，农业和畜牧业都很难发展。
所以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瑞典唯一的特产就是维京人——在家乡耕田放羊无法生存，只能经常南下以掠夺为生。
结果，北欧长期被欧洲人视为化外之地，北欧人是与文明绝缘的野蛮人。
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偏僻的地理位置和落后的文明程度，瑞典在经济和政治上一直是欧洲的二流国家，除了一千多年来古斯塔夫二世在位时有过辉煌的时期外，大部分时间瑞典的存在感都很低。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瑞典的情况好转了。
蒸汽机的力量加速了世界历史，欧洲掀起了建厂、铺设铁路的高潮，国际市场对铁矿和木材的旺盛需求高涨。
正好这两个资源瑞典都得天独厚。
19世纪，瑞典在西里尔发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矿山。 这里的铁矿石纯度高，可达70%以上，也可以在露天直接开采，是相当优质的矿区。
瑞典的森林资源也非常丰富，全国一半以上的面积被森林覆盖。 另外，由于寒冷的气候条件，瑞典的树木生长缓慢，所以上下粗细更均匀，年轮细，容易加工，是高质量的木材。
凭借这两种重要的自然资源，瑞典迅速进入工业化，铁矿开采、冶炼、林业家具、造纸等行业发展迅速。
顺便说一下，后来举世闻名的诺奖创立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是瑞典人。
他在这个时期，通过改良炸药提高矿山开采效率致富，死后用高额遗产创办了诺奖。
但是，依靠自然资源和初级加工品，瑞典迎来了最初的发展，但此时的瑞典并没有出彩，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广阔的殖民地，人口也相当少。
所以，用美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瑞典在二战前至多是一个“繁荣的大农村”。
更麻烦的是，这个“大农村”所依赖的铁矿和森林资源在20世纪开始失去竞争力。
首先是铁矿脱磷技术的提高，工厂对铁矿纯度的要求不是很高，巴西、澳大利亚等地的铁矿勘探也在继续。
另一方面，当地过度开采迅速消耗铁矿资源，原有露天矿区逐渐向地下迁移，坚硬的岩层和冻土带使开采成本剧增，瑞典铁矿石迅速失去了原有优势。
问题是随着森林资源的迅速减少，瑞典的优质木材得到了低温培育，但这也意味着生长周期过长。
在稍微暖和一点的南部，一棵树从树苗成长需要60到80年，但到北部的时间是两倍。 最多的要花150年。
另外，由于砍伐森林带来了水土流失、自然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瑞典不能无限制地向外出口木材。
在瑞典经济放缓之际，全球金融风暴悄然来临。
社会民主1929年10月，始于美国华尔街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位于地球角落的瑞典也无法幸免。
过去，由于投机行为普遍，瑞典经济已经出现了虚假繁荣，但如今经济大萧条肆虐，各类公司像小麦一样被一刀两断。
公司倒闭是社会大规模失业，据统计，当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没有工作，整个瑞典陷入了严重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执政的自由党仍然固守自由主义教条，认为生产供应过多，价格暴跌，没有想办法改善人民生活，采取了紧缩政府支出、降低工资标准的办法，使瑞典经济恶化。
在野的社会民主党经济学家韦格福斯指出，危机的根源是购买力不足，也就是人民没有钱消费导致了危机的扩大，此时政府应该加大资金投入来改善状况。
魏格福斯的理论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大多数人的支持，1932年社会民主党经过讨论，决定加大公共建设，把减少失业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向全国人民宣传。
在大萧条中，广大瑞典人民已经对自由党失望了，社会民主党的方案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此外，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不同，瑞典社会民主党非常重视农民，不反对农民拥有土地和私有财产，对广大农民采取合作态度。
因此，在当时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农民支持的社会民主党首次击败自由党，成为多数党获得政权，瑞典历史上最大的改革也正式展开。
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马上行动起来，破天荒地取出2亿瑞典克朗投资建设铁路、公路和港口。
这样的大型投资在两年内使一半的失业者受益，更为宝贵的是，在失业人数如此之多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坚持按照正常的工资标准支付工人工资。
此后，社会民主党为了扩大出口，在当时金本位还很盛行的时代，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克朗贬值了25%，大大提高了瑞典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经济的好转，社会民主党政府于1934年设立失业基金，继而设立人民养老金，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以及住房贷款制度，在福利制度建设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危机的威胁下，社会民主党仍然支持工人自行组织的工会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1938年工会和雇主协会就工资和工作条件达成一致，为瑞典未来社会关系的实例和基础
谈判一方面大大改善了工人待遇，另一方面也帮助瑞典社会劳资矛盾相对缓和，避免演变成同一时期类似美国的流血冲突。
而在这个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在同资本家斗争合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兼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直致力于工人阶级更加平等地参与政治、经济生活，也就是瑞典式社会民主的精神内涵。
福利国家下的商机在1944年二战结束，与其他看不见的欧洲国家相比，保持中立的瑞典犹如世外桃源。
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候稳定执政了12年，他们必须更加自信地把国家推向更高的水平。
这一年社会民主党大会通过的新党纲中写道：“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把生产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
”
政府侧重于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经济民主和利益以及社会福利。
在实际工作中，除了加强规划调整、鼓励竞争、法制建设、加大教育投资、缩小各地差距的“普遍性政策”外，瑞典战后经济政策的最大特点有三个。
一是高福利投入，二是高额税率和平均工资，三是提高工会地位，倒逼公司进步。
在高福利保障方面，瑞典值得全世界人民羡慕，社会民主党把建立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关键，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福利标准，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此外，福利待遇全国一杯水车薪，劳动者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住在哪里都可以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
令人眼花缭乱的福利计划包括：
未成年人每月可享受国家补贴，教育全部免费
低收入者住院免费；
妇女有15个月的产假，其中12个月继续支付工资的90%
老人退休除了基本养老金外还有退休金的补充，金额与过去的最高工资挂钩。
这样高标准的福利当然离不开瑞典政府的大量投入，1977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国民生产用于社会支出。
2004年，瑞典政府进一步支付了80%的医疗费，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只支付了45%。 此外，美国有4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在瑞典，高福利不仅显著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重视生活质量和公共福利，产生了许多新兴产业。
例如，瑞典是最早规定乘车系安全带的国家，指定三点式安全带。
结果，瑞典沃尔沃汽车成为全球首家以三点式安全带为标准配置的汽车企业，引领了整个汽车行业的潮流。
而且，由于这种先发优势，瑞典制造的安全带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
例如，瑞典在医疗方面的投资非常大，非常重视残疾人的权利，因此瑞典为他们建立的公共设施远远领先于大多数国家，与之相关的制造业也成为国际市场的标杆，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
这表明瑞典的高福利创造了许多新的需求，引领了世界发展潮流，使本国企业提前占领了这些领域制造业的领头羊地位。
说到平均主义的优势平均主义，很多人会想到大锅饭，缺乏积极性，但瑞典告诉我们公平的工资制度可以非常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
瑞典的工资结构非常独特，实行“平等工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不同技术水平、产业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世界上最小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构，是因为瑞典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基层员工的待遇，另一方面通过高税率降低管理阶层的工资。
长期以来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税率可达85%。
经过税收和福利调整，瑞典10%收入最高的人与10%收入最低的人相比，收入差距可以从10:1降低到4:1，瑞典的贫富差距也是发达国家中最低的。
这带来了另一个好处。 瑞典工人平均工资较高，但实行平等工资制度降低了企业高管工资，使汽车、卡车、重型机械等产业的劳动力成本低于其他竞争对手，更加凸显了瑞典制造业的优势。
此外，瑞典对资本所得征收重税，如政府对企业利润实行双重征税，征收企业税后，还对股东分红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政府对企业的投资提供减税优惠，企业将大部分利润投入生产研发和产业升级。 这类金融项目的炒作和挤兑跑路在瑞典非常少见。
这保障了瑞典在科技方面投入的资金充足，大大提高了行业转型的速度。
同时，高工资和高福利也是企业自动化升级的重要动力，平均工资制度应尽快升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简而言之，在一般国家，许多企业可以只关注规模而不关注技术进步。 由于工人工资低，用工越多，企业就越能盈利。
但是，在高工资的瑞典这条路走不通。 在低平地上扩大生产线反而是赔钱的生意，只有把生产自动化才能有利。
这就是为什么瑞典在纺织、造船和钢铁行业转型迅速的原因。
在政策压力下，企业成为“必选项”而不是“期权”，只有提高自动化生产能力，瑞典企业才能继续生产。
工会参与管理的专业保障在瑞典实行全国统一的劳资谈判制度后，其总工会认为工资如果由企业利润决定，就等于因为企业管理不善而让工人买，主张工资只能取决于工作本身的性质和劳动强度。
所以，工会一直强烈追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同工同酬”。 这种稍显极端的诉求加速了企业优胜劣败，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管理不善的企业迅速被淘汰。
最后剩下的是能够完成产业升级、适应社会要求的领导者，这样的公司直到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自然也就出名了。
除了对工资的影响外，社会民主党还支持工会直接参与企业的管理。
瑞典议会于1972年通过法律，规定所有25个以上的企业理事会都必须有员工代表，对企业解雇员工的权利设置了许多限制条件，大大调动了工会和工人在企业管理上的发言权。
1976年通过的法律进一步规定，企业作出重要决策必须事先通知工会并听取意见。
工会和工人地位的不断上升，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好处。
一是工人对企业的认识非常强，反正都是直接参与管理，所以工人当然有“我是主人翁”的意识。
工人的高职位使瑞典人民以在产业界工作为荣，许多大学毕业生也投身于制造业。
能代表瑞典工业成果的核心产业，是优秀学子的首选岗位。
因此，瑞典人的工作态度非常稳定，很少发生跳槽，这也能使企业经营稳定、连续。
工人参与管理的第二个好处是企业晋升渠道更加畅通。 许多瑞典高管都有技术背景和基础工作经验，空降领导层对外行的指导也几乎为零。
而且这些高管经验丰富，熟悉专业工作，不轻言放弃，持之以恒解决问题的态度，对企业有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感。
这使得瑞典公司更难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无论风口如何变化，公司高层都将专注于发展自己的行业。
资本投资基本上也是长期的，很少转手，敲锣打鼓的“风投”现象更是罕见。
总的来说，瑞典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它告诉我们，高福利和高待遇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工业进步的结果。
反而是一个原因、一个动力、一个方向，推动工业水平、经济条件乃至整个社会向更高水平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