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外写代码，领导禁止我加班，35岁焦虑逐渐消失了
中国互联网行业红利消失，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互联网人将目光投向海外。
在技术前沿的美国硅谷，在消费互联网蓬勃普及的东南亚，在平静平静的北欧，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人的身影。
他们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也有人试图逃离内讧，但来到国外后，危机感和不安感稍微减轻了一些。
错过国内互联网浪潮的人试图在新的环境中寻找职业生涯的第二条曲线。
这好像是网络人的《出埃及记》。
文|常芳菲
编辑|赵磊
运营|绘萤
摆脱魔咒
一年中，李双悦连续两次被裁员。
第一次裁员的理由很简单。 她已经34岁了，作为已婚未育的女性，有将近40万元的年薪。 公司打算趁她还没怀孕，先砍了她。 否则，产假就会放假，不能工作，白白损失巨大的费用。
李双悦的老东家是武汉的一家香港企业，她在那里做数据分析师，成了经理级。
2021年春节刚过，和她关系很好的HR突然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准备怀孕、生孩子，她发现不对劲。 公司的裁员名单上已经有她的名字了。
在此之前，她打算成为程序员去瑞典工作，但裁员依然捉襟见肘。
“丈夫知道我被裁员后，安慰我说可以安心在家做主妇，照顾老人，带孩子。
但是她不甘心，认真读书，认真工作了好几年。 当自己才30多岁，各方面能力更成熟，能挑战更难的工作时，突然什么都没有。
李双悦拒绝了丈夫的建议，开始从领英和瑞典公司的官网上寻找工作机会。
几个猎人来找她，但都是“丑话说在前头”的——工资至少会压下去。 税前月薪1.5万美元也很难。 有一万美元就好了。
武汉也有好的企业和好的职位，这些职位要么是核心，要么工作强度很大。
“在任何一点上，HR都不允许录用34岁已婚、未育儿、马上就要准备生孩子的女性。
这是机制的矛盾，我解决不了。
”
在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流传着35岁失业的诅咒，很多员工陷入了年龄不安。
据《2021年中国程序员薪资和生活现状调查报告》报道，互联网企业对程序员的需求在下降，与2020年相比，刚就业的程序员数量显著减少，工作两年以上的程序员所占比例从73%上升到88%。
35岁以上的程序员为9.4%，不到十分之一。
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增长率下降，用人需求减少，当然希望用低成本、有一定经验的年轻人来取代高薪的老人。
李双悦还期待着海外的公司。 她一边寻找职位信息，一边每天开始在B站学习代码知识，闲暇时通过拉力赛( leetcode，IT技术职业化提升平台)做题。
经过两个月的面试，今年3月，我进入了瑞典Pre-IPO阶段的网络金融公司。
李双悦在瑞典工作的公司。
照片/回答者提供
遗憾的是，公司主要金融业务受俄乌战争影响，欧洲市场持续萎缩，公司上市迫在眉睫，需要压缩成本。
五月的时候，她又发现在700名裁员名单上出现了。
但是，这次她只慌了一夜。
在被裁员后的4天里，李双悦连续收到了240多封面试邮件，也接到了很多猎头的电话询问工作意愿。
原来是公司成立内部互助小组，将所有被解雇员工的姓名、职位、联系方式等信息汇总成公开文件，在领英向所有猎头、各大公司的HR开放权限进行调查。
一天晚上，几乎所有的瑞典网络圈都知道她们的公司要裁员。
得知李双悦被裁员后，她的直属领导很生气，马上去和COO联系，在公司大集团里据理力争。
“第一，他认为我在球队的位置很重要。 第二，我刚来两个月，所有的行李都还卡在上海的港口，没有来瑞典。 他认为公司这样裁新人是不人道的。
但最终，裁员的决策没有改变，他愤怒地提交了辞呈。
”
李双悦的同事们也很好。
当得知她被裁员但行李还在路上时，另一个部门的领导说夏天要去国外度假两个月，房子可以免费给她住。
另外，女孩打电话来，问你是否需要衣服，可以免费给你穿。
在此之前，她没有考虑自己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是否喜欢瑞典，但经过这第二次裁员后，她发现自己的老板也在为她抱怨，重视她未来的发展，尊重她的意愿，并为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现在李双悦还在找工作，但她并不着急。
她觉得摆脱35岁的诅咒，找到更好的工作只是时间问题。
图片/视觉中国
“亲密的关系”
“上周末是怎么过的？ ”在Grab新加坡总部的走廊上，对面来的男同事叫住了李米。 她听到这个问候吓了一跳。
她在国内一家大工厂做了4年的产品经理，但从来没有同事在意过她的私生活。 现在，听到男同事这样问，就产生了“这个人对我有意思吗，想追”的错觉。
在这家上市不久的旅行社里，李米感到了一种奇怪的气氛。 上司最经常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日活、月活、产品的进度，而是“最近好吗？ ”。 “工作开心吗？ ”“你觉得小组里现在做的事情还太多，有什么(功能)不太重要吗？ ”
在以前的公司，从毕业到进入学校招生，再到离开，她都不想和同事交朋友，也很少和同事谈工作以外的事情。
“361”( 30 %优秀、60%合格、10%淘汰)的绩效强制制度是重要的原因。
“你和同事更是竞争关系，不是合作。
’有一次，她和同事一起写了PPT晋升。 有些产品功能是一起做的，大家却默不作声地不问对方的准备进度，也不展示自己的PPT，“担心会有什么亮点和成果被别人抄袭”。
李米没有在其他公司工作过。 她自然觉得同事输入的条件句不一样，如果运行不同程序的组——项目取得成绩，同事就是和自己抢工作的人。 如果项目有问题，同事就是对自己甩锅的人。
简单来说，我想下班后装作不认识的人。
在公司里，塑造每个人奋斗的角色。
绝对不能对同事说“今天累了，不想上班”，“本来就没人在意你是怎么想的”。
在进入Grab之前，她突然面临着另一个环境。
在新加坡的职场，好员工是美剧般成绩好、会打扮的社交女王，善于在工作以外的社交场合表达自己的对话。
李米一开始不习惯。
她一直坚守边界，告诉同事不喝酒，发现这个回答让每个人都很扫兴后，李米决定后退一步。
为了得到集体的赞同，她想妥协，说“我每次只喝一杯”。
以前对于“你周末做了什么”的问题，李米老实在家，后来发现这个回答太模糊了，别人觉得她很无聊。
“所以我宁可搬家做上周末做的事，也要做有趣的回答。
”
在国内，直属领导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能否升职。
但在新加坡，至少在Grab，直属领导对下属的晋升没有一锤子的发言权。
除了需要直接领导评分外，还要让和自己工作有关的10位同事评分，然后给出合计分数。
如果谁想升职的话，主动用邮件给大家发抄送，了解大家自己做的工作，展现存在感是很重要的。
进入另一个价值体系，过去的经历都失效了。
好的一点是，李米不再需要讨好领导，同事之间也增加了信任。
在以前的公司里，程序员不太相信产品经理。 他们以为产品经理什么都不知道，总是问她：“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功能？ 你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屁用都没有，这次想澄清吗？ ”“产品经理为什么不仔细考虑就要求程序员写代码呢？ ”
来到Grab，李米发现程序员们都相信她。
“当我说我想让某个功能上线时，他们会积极地反馈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有时候你可以在系统上看到他们真的加班写代码。
”
缺点是不仅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且工作效率也在平等的气氛中被拖累。 任何大小的决策，都需要每位同事一致同意，最少原则上也需要同意。 谁都可以叫她来开会，也不能拒绝，真正的工作只能缝插针地进行。
图/剧《硅谷》
从无效的内卷中逃跑
在爱尔兰每天早上9点，雅虎数据科学家金蕴从床边走几步走到办公桌前，就可以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在这里，不仅仅是追求效率，每秒回复工作信息也不是铁律。 到10点为止，金蕴会有很多同事在线系统状态。 他9点发给同事的信息，通常能在11点左右得到回复。
下午5点半前，他关闭了电脑，再也不会收到工作消息了。
每天的工作和自己的时间被两个数字准确地分开。
这和同事的感觉差不多，即使金蕴实习的时候，美国队的代教人员也不准时，不占用他的休息时间。
根据金蕴自己制作的OKR，日常工作通常在每天下午2~3点完成，剩下的时间由自己支配。
“闲着长草”后，他在爱尔兰国立梅努斯大学获得了兼职博士学位。
每周不到38小时的工作时间可能持续下降，雅虎总部打算在维持员工年薪的情况下逐步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
该政策于2015年~2019年在冰岛率先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一时期的中国，996工作制在互联网行业逐渐普及，各大厂商喜欢“雇两个人，给三个人钱，给四个人干活”，永远做不完的工作，模糊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李先生老家的打卡是每天10~19点，但他承认大部分工作日“19点去不了”，“下班也不行”。
直系领导的工作时间成了更可靠的参考系。
一天晚上9点，直属领导拍摄了一个空荡荡的车间，在工作的人群中询问了所有人。 “这样不管什么时候，办公室里都没有人。 最近回家这么早吗？ ”李米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从那以后，下班前，她先确认领导的动作，熬到领导先走，她敢和其他同事一起站起来离开办公室。
对于在另一家大厂工作的程序员王滔来说，裁员招聘并行成为部门常态后，她一不小心就知道绩效考核会导致个人加班时间，她的最新目标是成为最后离开办公室的人。
研发需求被一个个压住，为了把工作做好，每个产品经理都说自己是“新需求，优先级高，尽可能实现功能”，但她应急的办法只能是自己加班。
除了王滔难以拒绝的性格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她需要快速准确的代码证明自己满足了组织对人才的要求。
“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 (别胡说，放代码进去。
“王滔本来就喜欢Linux创始人的这句话，现在有机会的话，想问问这位52岁的前辈，为了避免裁员的漩涡，应该写几行代码。
李双悦也经历过这样的胡说八道。
武汉新冠灾祸重启后，整个行业正在“卷土重来”。 不仅是自己的同事，从供应商到整个行业的上下游公司都“缠上”了。
当晚11点30分下班是常态，同事们为了向上司展示自己的勤奋，下午去商场排队奶茶两个小时，慢慢打开电脑直到6点。
她不是。 总是在工作时间内有效地完成所有事情，7点准时打卡回家。
但是，这样的工作态度，公司不会接受。
去年4月，另一个部门的领导把她带到小屋问：“作为经理级别的人，你为什么每天都准时下班？”
她解释得很好。 “我的KPI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和丈夫需要自己放火做饭。 不能每天11点回家。
”他马上反问。 “那你们两个老人死了吗？ ”听到这句话，李双悦整个人都在吃惊的状态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图/剧《我，到点下班》
但是来到国外，她又太勤奋了。
在瑞典，李双悦还在国内工作的惯性——实时恢复，万事保持同步。
即使她在吃饭，一听到办公室软件的声音，她也会丢掉饭碗，马上去回复工作信息。
但很明显，海外同事并没有患上这种“强迫症”。
“我发出的新闻，一般每隔两天就有回复。
“每个人都优先考虑自己手头有日程的工作。 中途进入的需求必须等待。
”李双悦直到半个月后，才习惯了这样的等待。
她的上司们也感受到了这种勤奋带来的压力。
李双悦每天早上用谷歌keep记录自己当天要完成的工作，在每项任务后面打勾，同步同事和上司是规定的动作。
来到瑞典，她依然如此。
李双悦每完成一项工作，对方都会马上收到更新的推送。
过了一会儿，直属上司对她说：“请不要同步任务表单。 否则，打开手机全是你的工作信息，压力会很大。
“领导委婉地说，工作总结每周更新就可以了。 她又拿出自己在国内写周报的勇气发了文件，对方坦率地说：“不，不，我不想看。
”
超时将被更严厉地劝告。
为了树立优秀新人的形象，在第一次独立提交报告之前，李双悦连续加班了一周。
直到周五，老板才发现她晚上10点还在工作，马上认真地给她发了信息。 这个时间，你应该关掉电脑，和家人在一起。
她只能尴尬地回答：“我这就去。”
这件“轰动”的事也直接传达给了上司，对方认真地对她说。 “每周的工作时间绝对不要超过45小时。
“他们讨厌我。
”李双悦说。
对张森来说，出国后的工作强度反而更大了。
他半年前加入爱尔兰亚马逊云总部，负责IT支持工作，帮助大客户寻找服务器问题。
PIP制度(业绩改善计划)是每个亚马逊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为新人，他曾经徘徊在危险的边缘。
亚马逊云的审核标准只有两个维度的——服务客户数量、客户满意度。
这要求他必须快点准确解决问题，每天排满6~8个小时的工作，“不像之前的工作那样有时间摸鱼”。
没想到他大学毕业14年后，回到都柏林大学的图书馆自学了长达900页的《ECS开发者手册》。
“这是其中一项服务，亚马逊云可以提供200多项服务。 每个服务的文档几乎都这么长。
”
妻子夏晓似乎也感受到了亚马逊云端竞争的压力，“公司里(技术人员)都是高手，他也在追赶别人吧。”
图片/视觉中国
更高的追求
最近，李米、金蕴、徐坤总是遇到国内朋友和陌生人的提问。 “怎么才能拿到国外大工厂的报价？ “有可能暗中活动吗？ ”也有人把他们纯粹当成许愿池，“希望我也能在新加坡找到工作”“学习文科的人也想留在爱尔兰”。
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人选择出海，这股风潮始于两三年前，除了技术更先进的硅谷、高福利的北欧，东南亚是更多人的选择，语言相近，文化相通，市场广阔，到处都是特别是好像是十几年前的中国。
李米当时去新加坡是因为和男朋友在一起，当时他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创业，很容易在新加坡融资。
现在她和男朋友分手了，但她不后悔来新加坡。
成为下一个李彦宏的想法深深诱惑着徐坤。
李彦宏从纽约州立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硅谷的infoseek公司。
1999年，李彦宏带着当时最先进的搜索引擎技术和120万美元的融资回国，创立了百度。
至此，极具支配力的互联网巨头脱颖而出。
这是一个被证明是可复制的成功人生模板，但前提是学习一流的技术。
因此，徐坤大学毕业来到美国，几次切换路线，最终选择在VR/AR领域研究三维模型重构的算法。
今年3月，他在瑞士苏黎世参加了谷歌在线面试，但失败了。 我今后也打算继续应聘Magic Leap的职位。
徐坤急了，希望早日找到最好的技术人才合作，掌握最好的技术，五年内回国创业。
“2011年出国至今，错过了整个国内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房地产浪潮和创业浪潮。 一定很后悔。
但是，我觉得自己也没有完全准备好。 除了运气不够，我还没有掌握超一流的技术，无法形成壁垒创办公司。
”
更多的人选择离开，是因为不想成为螺丝钉，不想制造全年无休的写代码、做产品的机器。
图/剧《硅谷》
在国内，没有解决过200个问题的算法工程师不足以去大工厂。
把整个程序一句一句地写在白纸上叫做“用手撕代码”。
在金蕴眼里，“是考察候选人的死记硬背能力”。
但一旦进入实际工作，往往不需要解决那么复杂、难度大的问题，需要修补已经搭建好的代码大楼，很多程序员都觉得没意思。
在雅虎、亚马逊云的面试中，磨练问题是没有用的。
雅虎的技术面试只给了三个问题，金蕴除了第一个问题外都写完了程序，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只写了代码逻辑。
做什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会提高什么样的功能，“如果这个在国内的话，我一定不会跨越”。
在国外的企业中，有时不是背诵Leetcode题库的能力，而是考察候选人提出还在研究阶段的问题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加入雅虎后，金蕴每天花一半的时间在技术研讨会上，实际上写代码的时间很少，申请了兼职博士。 雅虎也非常鼓励员工边学习边研究。
国内企业HR拿着题库倾向于问张森：“如何调取作为服务器的文件，文件的权限如何显示？”
但是，在亚马逊云6个小时的面试中，问题变成了“如何面对棘手的顾客”。
人过去的经历、思维逻辑、甚至人种、年龄、有无性别歧视变得尤为重要。
“这些企业不是想随便召集人，而是想召集像我这样的人。
“张森确信。
但是，选择诗和远方，一定能避免生活的不雅吗？
来到爱尔兰都柏林，张森一家完全成了月光族。
妻子夏晓全职带着孩子，张森的“收入一半交给政府，一半交给房东，剩下的钱只有家人可以吃饭”。
按照张森的收入水平，每月要交税将近40%，“税后工资应该不会比都柏林普通的蓝领高很多”。
据《爱尔兰时报》年调查，在世界首都城市租金成本排行榜上，都柏林位居第六，租金平均每月1643欧元，月净工资2960欧元。
张森住的地区是中游地区，不足80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达2350欧元，按照合同约定，租金将以每年5%的比例增长。
“以前两个人一起工作能攒钱，但现在真的没剩下钱了。
”夏晓说。
虽然父母不知道李米是否可以决定出国工作，但她知道他们都在期待着自己唯一的女儿回国。
新加坡离赤道很近，全年潮湿多雨。
一个下雨天，他看到了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黄锦树的《雨》。
在异乡的她写下了这句话：
“你还不知道时间的微妙。
不仅会流逝，还会像涨潮时的波浪一样卷土重来。
”
图片/视觉中国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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