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返、逃课、混文凭、免高考，留学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神坛的？
一谢飞是在温哥华留学的留学生。
他的生活很轻松。
几乎每天睡到中午，下午玩游戏，晚上出去唱歌。
自己一个人租的房子很乱，吃饭基本上靠楼下餐厅的外卖。
有时点外卖的时候，只要说“平时的3样东西”，中餐馆的老板就会安排送货。
这是我最近看的纪录片的内容。
这部纪录片最有趣的地方是摄制组拍摄了谢飞三天，正好拍摄了谢飞被遣返回国的内容。
他旷课太多，留学签证的更新有8成问题，所以花钱找了一个人。 我说可以摆平他。
最后，这个人被证明不能摆平他。 他还是因为旷课过多，学分不够，留学签证不能更新的问题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场景中谢飞哭了，平息了感情，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我也想好好学习，但是课上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
“当然，他说了很多关于梦想的话。
但是，我自己有简单的判断。 谈梦的时候语言空洞，一句话“梦”多次出现，基本上就是没有梦。
谢飞的经历，特别是留学时每天的生活状态，其实并不是爆炸性的新闻。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生这个词已经不再是一个非常有距离的神圣。
相反，很多人把“混日”“混文证明书”和“留学生”联系在一起。
那么，留学生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从神坛上下来的呢？ 是因为什么原因从神坛上下来的呢？ 二要讨论下神坛的理由，就谈谈留学生这个词在神坛的时候。
这个时期应该有两个。
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的公派留苏计划，另一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的留学大潮。
一九五二年，国家为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储备人才，从全国各大高校中严格选拔学生赴苏留学。
有名的“八九点太阳”其实是给这些留学生的。
程克栋是其中之一。
程克栋当时在大连大学读书，突然听说有机会去苏联留学，很高兴地报了名。
如果当时想出国读书的话，流程非常复杂。
必须首先进行各学校内的选拔。
这个选拔涵盖方方面面，除了成绩，还要进行政治考核，地主等阶级出身的要在这个环节被淘汰。
还有品德审查、体格审查。
选择了1300人以上。
而且这1300多人将在留苏预备部这个地方学习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有三种压力：学习语言、分专家和进一步审查。
那些留学生陈先玉想起，那一年在留苏预备部有活动，会把自己所有的秘密告诉组织。
个人对组织没有任何保留。
一位女同学在申请入党时，向组织承认当时自己跟随集体加入了三青团(国民党当时成立的组织)。
这个时候，组织认为这是历史的污点，必须取消入党资格。
后来，我觉得这毕竟是自己说明的，如果自己能说明的话就有了觉悟，所以可以继续保留入党资格，但不能再出国了。
同时，大家在学习语言的同时，还要接受各种政治道德思想的考核，综合所有这些评定，为你分配专业。
陈先玉政治觉悟很高，出身也好，组织上决定让他学军工。
但他自己知道自己只有小学学位，数理水平不行，所以婉拒了。
但是，数理化显然不是审查的项目之一。
自觉永远是第一位的。
出身其实也很重要，如果有海外相关的亲属，也不能申请出国。
所以，这些留学生出国后使命感非常强，也很清楚自己的留学意义。 掌握知识回国建设祖国。
如果问这些人的话，他们出国后会不会留在国外呢？ 怎么样？ 他们的回答一定是“绝对。
’当然，因为他们只能回答这个。 否则，就没有机会出国了。
“留学生”一词在第二波神坛的地位来自20世纪90年代。
也就是说，这是新东方留学业务兴起的年代。
那时，如果你能申请哈佛读书，你就会成为超级明星。
当时很畅销的书里有《哈佛女孩刘亦婷》。 我现在还记得。
其实直到现在，在中关村海淀黄庄附近闲逛，在街边的路灯横幅中，依然可以看到“哈佛爸爸”“耶鲁妈妈”等宣传。
他们好像产生了这些名门学校。
当时的留学生已经可以自己申请出国了。
但是，他们面临的仍然是非常大的挑战和压力。
这种压力主要来源于生活条件的经济条件。
三韩松1996年去日本留学学习。
王尔敏也是。
但他们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王尔敏来日本时19岁，韩松已经26岁，有自己的妻子和不满1岁的孩子。
两个人都想报考本科。
那时的留学和现在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先在语言学校学习，通过日语N1考试，再申请大学，通过大学笔试和面试，然后才能入学读书。
王尔敏有一定的日语基础，所以语言学习不是她压力的最大来源。
最大的压力来源是经济来源。
她为了不给在日本的婶婶一家添麻烦，自己找打工的机会赚生活费。
日本的打工其实大家都听过，很严格。
王尔敏在便利店打工时，午休只有15分钟。
这15分钟居然也包括吃饭的时间。
其实日本的大学也哪儿都不去。 很多大学即使这几年，上午最后一节课和下午第一节课也只休息10分钟。
很多学生中午吃饭团来吃午饭。 太快了，没有营养。
韩松的压力来自语言和经济。
他花了两年时间才把日语N1通过理想的分数。
这两年，他也去做了各种各样的兼职。
我总是工作一整天，从早到晚上班的时候都能吃饭。
他可以各吃一半饭，吃完所有店里的剩菜后，把酱油浇在米饭上继续吃。
尽管如此，他一年内还是比刚来日本时瘦了30多斤。
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其实很好。 他也在国内见过。
到达日本的第一天，看着新宿的街道，感慨地说：“这就是我心中天堂的样子。”
但是，他开始生活的时候，好像下了地狱。
租的房子只有6平方米，租金一个月1800元人民币。
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他整整努力了两年。
白天上课、打工，晚上继续记日语单词，有时一口气学习到凌晨4点。
但是，两个人似乎都准备好在去日本之前度过这样的日子。
当时，留学似乎还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现在，你也很难把留学这个词和辛苦联系起来。
洁西卡Chen是一名在加拿大留学的学生，她自己租了一个月5500元人民币的房子，自己有车。
每天的流程是上课、实习、自己做饭，吃饭的时候还可以在iPad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综艺。
和韩松比起来，简直就像天上地下一样。
后者庆祝自己上了大学，看了一会儿电视。
因为平时占用了太多空间，把电视放在走廊里了。
我认为，走下四神坛的原因，非常大的原因来自中国经济的腾飞。
换句话说，中国的有钱人和海外的有钱人，其实生活得很少。
所以他们出国留学的时候，不太觉得自己注定要辛苦。
因为其实没那么辛苦。
更多的痛苦可能是发自内心的孤独。
孤独，无论是留学还在神坛的时候，还是走下神坛后，都会萦绕在留学生的心头。
开头提到的谢飞的故事，在我看来，大多是因为孤独。
语言不通，完全背离了周围的生活，混入了中国人的圈子，最后陷入了死亡的循环。 “我想学习，但是语言不通，不能学习。 只能看签证不能更新。
“最能体现留学生孤独的，其实就是以前发了一个名为‘北美吐槽君’的微博。
这个号码后来被炸了。
在那个燃烧得最好的时候，里面聚集了来自北美留学的学生的各种各样的吐槽。
外遇、狂欢、吸违禁品、诈骗、怀孕、堕胎，各种帖子让人觉得这些留学生除了不学习，什么都做。
而且是报复性的。
我在中国是良民，出去后我是俱乐部的银枪霸王工作。
当然，这个账户的帖子里有很多YY的成分。
这可能也是被炸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这些留学生的行为都会迫使人们贴上另一个标签。 混淆学位。
在我看过的所有留学生的采访中，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出国的意义是什么”。
回答的内容几乎都是“好好学习，追梦”。
一个学生说：“我觉得高考很辛苦。
“在国内，高考竞争压力太大、就业压力太大出国的人越来越多。
既然留学是为了逃避压力，下神坛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结果，以前以升入名牌大学为目标，但现在如果这个学校的学位在国内被认可的话是底线。
马米娜是在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留学的学生。
在看到关于她的采访之前，我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世界四大伊斯兰大学之一的大学。
这所大学的学费，一学期只需1000元。
每年2000元的学费。
还有奖学金和奖学金。
当然，金额也不哭。 学费的40%，一学期400元。
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这所大学时，马米娜没有谈论自己的信仰，而是首先说：“因为这所大学的学位在国内得到认可，学费非常合适。
”这样的回答和回避高考的压力，在我看来是一种回答。
都是“我出国不是因为我想出国，而是因为还有一个选择我不想选择。
”选择留学的理由增加的话，留学生这个词可能会从神坛上被拉下来。
当然，留学生一词走下神坛并不意味着这句话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只是比想象的更没有价值。
换句话说，留学生其实也和国内的大学生差不多。
当我们指责留学生旷课和混淆学位时，看看国内的大学生，就知道留学生并不孤单。
在国内高校，旷课混淆学位等现象更为常见。
没有遣返，但国内大学也有开除。
每年开除的学生其实不少。
我搜索了一下韩松、王尔敏的现状，但是没有结果。
只是，也有消息称韩松之后考上了博士学位，但这期间也在拼命打工。 我在歌舞伎町的中国餐馆负责拉客。
神坛时代的他们，如果混得不好的话好像也找不到借口了。
在为本文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一个故事。
王先意是一名国际学校的语文老师，讲课非常热情，讲国学经典也是一腔深情。
在国际学校，所有出国的同学都力求爱上国语，爱上国学。
但是学生们一点也不领情，上他的课的时候，大家几次犯困，或者拿出英语考试辅导书偷偷复习。
他立志与校长开设国学选修课。
这门课的第一天有40多名学生，但最后一天只有五六名学生。
一半的学生竟然在第一节课不到一半就直接走了。
他还在国际学校为国学的普及而奋斗。
其实学生也未必不知道国学的魅力。 不过，在国际学校学习的学生，出国是第一要务，出国也不报考国学。
而且，很多人为了避免语文高考，选择了去国际学校。
看了他的故事，其实我在做很多事情。
留学不需要端坐神坛，但不适合作为避免高考的手段。
如果你选择留学，最好的状态是做好充分的规划，清楚认识自己的人生，看到留学能给你带来的东西，看到不能留学的东西。
走下神坛的留学生和没有去过神坛的国内大学生，其实本质上是孤独的。
孤独地面对世界，孤独地面对人生。
只有能很好地处理这种孤独的人，才能和世界相处得更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