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日本学者形容“平成三十年”:日本“变小”，中国变大。
德仁天皇即位仪式将于10月22日举行。
30年前，明仁天皇1989年即位时，日本的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 也就是说，这一年，《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驻日学者岳光当时作为留学生来到了“后工业化”的日本，开始了“平成”之旅。
你如何评价日本和中日这30年的变化？ 在岳光看来，这是仁见智的话题，他说，作为滞留在日本的“歪果仁”，“斗胆”是“平成时代”的证人。 概括地说，——这30年来，日本从头顶上卸下了光环，走向了虚实，而中国放下了心灵的重负，全面迈进，中日开始了一个彼此更近距离观察、感受对方的时代。
我是1979年的大学生，专业是企业管理。
上课第一次听说松下、东芝等日本企业及其先进的管理经验时，似乎真的打开了天窗。
当时，美国学者傅高义在《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教训》书中谈到，日本正在打造“后工业化”社会的典范。
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日本进入了“后工业化”。 这一定是加深了我对日本的好奇心，想找机会去日本“见识见识”。
作者岳光1990年去日本留学时的照片。
1989年10月19日，当我推着行李箱走出日本成田国际机场大楼时，我感到眼前的现代化建筑和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隔着一个时代。
我一边操着能读、能表达、听不懂的“单行日语”，一边坐上机场巴士，从千叶县前往东京。
一路上田园风光，进入市区后，大巴在上下三层楼高的高架路上飞驰，楼群密如竹林，楼群之间，小汽车像河流一样，像流动着的血液……刚想到这里，“真的没有什么不先进的。 日本的“后工业化”的感觉是这样的吗！ ”我想。
实际生活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商品的丰富性。 第一次看到便利店的星罗棋布，还有24小时营业的东西。
日本人的生活可以持续到深夜。
对于初来乍到的留学生来说，晚上去便利店买东西是缓解寂寞的一种方式。
大型超市的商品各种各样，“没有买不到的东西。 只有想不到的东西”，欧美的进口商品居然比日本制造的还便宜。
我记得在一家超市里找有没有中国货，只找到了三种：天津甘栗、遮阳篷苇帘、棉布衬衫。
当时，来日本的中国人还很少，我在街上吃的第一顿饭是“广东面”，店主是老华侨，“你是来打工的吗？ ”我问了。 留学后，他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用筷子给我做了一大碗叉烧。
很遗憾，在那之后的30年间都没有去过这家拉面店。 我不知道老师在那之后怎么样了。
我在日本有经营科学的硕士学位，按规定两年后毕业的时候要修30个学分，但我总共修了45个学分。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越学越接近了解日本。
当时的日本经济正处于鼎盛时期，日本的目标是与美国保持“对等关系”。
1989年底的一天，日本各大媒体刊登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三菱房地产公司收购了纽约地标性建筑洛克菲勒中心。
当我问研究室的日本同学对这件事有何看法时，对方自豪地说：“我认为日本在经济上打败了美国。
”只能暗自着急，“如果日本果然成为第一，中国就太差了。
”
1996年，作者岳光在静冈县滨松市召开的中国汽车摩托车投资筹备会上。
参加者是静冈县的中小企业家。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
1989年，中国和日本的GDP分别为3400多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说明那个时期人们的经济比你好，日本“长大了”。
这也让日本的“眼睛”更高了。
我平时喜欢去书店，这里比上课更能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想法。
当时，日本右翼学者们关于“中国崩溃论”的书很畅销，20世纪90年代市场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
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僵化的制度，为了抑制人的创造力，经济最终必然破产，苏联是样板。”
我和日本人交流的时候，话题大多是了解日本的新鲜事物，其实我害怕中国落后于对方。
1978年，邓小平访日期间乘坐新干线时曾说：“感觉快，有让人跑的意思……” 我记得第一次坐“弹头列车”是在1994年底，工作后在从东京去静冈县出差的途中。
我很期待这次出差。 我曾想体验这样的速度和现代化。
正是在一九四四年前后，中日两国都发生了严重的大事。
这里是经济泡沫破裂，从日经指数最高的40000点开始跳崖，之后下跌。
我认识的一位著名的日本金融学教授，他的每次讲座都坐满了，但他的股票也被套了，最后只好割肉出逃。
以《北国之春》曲闻名的日本歌手千昌夫，在80年代后期搞房地产，被称为“唱歌的房地产王”，但遗憾的是负债额达到了1000亿日元。
他申请破产后，昔日的荣光不再，只好每天自己卖艺，还债度日。
到9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引起了地方产业的萧条，三菱地方不得不在1996年出售洛克菲勒中心。
日本学术界和媒体开始讨论“零增长”问题。 这个提法具有政治杀伤力。 评论家堺屋太一说，从高速增长滑落到“零增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这就是日本的“第二场败仗”。
回顾中国，1992年邓小平南巡演讲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国民的奋发热情。
我们意识到，其实中国的问题在于自己。 发展速度缓慢的根本原因是思想负担过重。 这种想法是肯定的，即事先仔细考虑了方案，然后再进行实际操作，但问题是还没有等来态势的变化。 即使想要周全的方案，该方案可能也不存在。
可以说，当时日本和中国的决策层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解决问题的区别在于，重视抓住机会还是回避风险。
2004年，作者岳光和儿子在伊豆半岛
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的问题层出不穷，但日本一般进行“保守治疗”。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出现衰退，银行加快了业务收缩速度，客户业务中短期不盈利的项目全部砍掉。
以我当时所在的日本公司为例，总经理最初鼓励我独立开拓中国业务，向日本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提供有关中国经济动态的分析报告。
这是一本每期16页的月刊，名为《FORECAST（预测）》，是日本国内首次由企业投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分析中国动态的出版物。
经过几年的努力，该企业初步建立了信誉，客户主动来谈业务合作，项目才从“零”发展到盈亏平衡，但在经济衰退后，该项目因“没有利润潜力”而被迫停工。
社长虽然不忍，但也没办法，《FORECAST》只开到1998年底。
相反，中国企业的改革是“大刀阔斧”。
1996年至1997年，我参加了中日政府合作项目，利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 ODA )的资金，为国内某省制定长期发展计划提供政策评估和项目支持调查，我作为翻译和协调员与日本专家一起深入企业
当时接触的地方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员工对大胆的改革抱有理解，对未来抱有期待。
日本方面的专家也在个人讨论中感叹，在日本已经感受不到变革的勇气了。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锲而不舍，抓住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北京奥运会等大好时机，实现了连续高速经济增长，吸引了更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理念。
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3.6万亿美元，日本为5万亿美元，日本又“变小了”。
中国不仅长大了，而且“变快了”。 特别是在能源供应、互联互通、交通运输领域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基础设施网。
中国高铁于2008年开通，比日本晚了40年。
2008年，我带着日本客人去天津考察，第一次坐自己的城际高铁，舒适快捷的感觉是“理所当然”。
短短10年，中国高铁总里程达到3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2/3。
信息和交通的革命性变革，改变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地理概念。
只要中国人的观念改变，奇迹就一定会发生。
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作者岳光(右)访问了仙台的当地特别救援队。
日本“变小”当然是相对的，其工业实力和科研实力依然放在那里。 例如，日本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将近30人。 中国目前只有一个屠宰商。
那么，中国的目标是超过日本人的诺奖数量吗？ 我现在不这么想。
中国的问题永远比日本多，比美国多，而且复杂。
由于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这一现实决定了中国在本质上与其他国家不同。
所以，向其他国家追赶，不是自己的路。
现在，在网上，他说：“你的手机里有很多日本零件。 “善意”的提醒很常见，例如“技术上表明日本仍然比中国好得多”。 这表明，他们不了解现实中的中国挑战，只是把某些技术超越对手视为成果。 这叫做“以物伤心”。
前年参观东芝时，日本企业的负责人说：“我们使用的羽毛毛坯是江苏省的民营企业生产的。
我们离不开中国企业。
目前，华为、中车、中国大型飞机制造企业都在走系统集成的道路，表明中国企业并不落后。
”
这几年，在工作之余，我总是抽时间去看仙台的鲁迅纪念碑，静静地坐在鲁迅雕像旁的石头上。 有时候心里有矛盾。 “鲁迅当时的留学课题是救亡。 他后来找到了目标。
我留学的课题是学习知识。 现在有知识，但知识依然是外在的，判断的标准依然在别人那里。 这样下去，岂不是徒劳无功？ “从日本朋友的话中找到了答案。
他曾是国会议员的秘书，经常去中国出差。 他和我多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中国政治稳定，决定的事情马上就做，所以很重要。
日本前几天频繁更换首相，没有出台稳定的经济政策。 这样下去日本就结束了。
”
为什么日本人的投诉变多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做法是日本人从未经历过的新鲜事物，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如果能掌握这个过程的细节，进行适当的调整，最后进行总结，那不也是一门学问吗？ 确实，自从我这样想之后，眼前的“日本经历”似乎并不那么深奥，可以放弃我的自由。
这几年，日本媒体频繁出现马云、任正非、李书福等中国新一代企业家的名字，他们的故事在普通日本人的心中掀起了波澜。
一位61岁的日本网友看到介绍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的报道，认为“美国梦已经结束”，“这样的中国企业层出不穷，当今世界人人都有机会，只要不断尝试，眼前的路就越走越宽
像我这样的中国人来到日本加深了见识，但现在，世界正在逆向研究中国的经验。 这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自己的立场和方法得当，发展就会加速。
当然，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仍然很重要。
作者岳光(左四)与日本中小企业家座谈。
30年的“平成时代”，日本也在不断地自我调整。
傅高义当年书中提到的日本“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其实在老龄化、少子化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
最近，日本媒体上出现了“终身现役”的表达，意思是“老了，老了也要工作”，这可能是没办法的事。
另外，通过促进消费来维持再生产，也是日本的当务之急。
预计2050年前后，日本人口将减少到明治时代的水平。
地方经济活力被东京和大阪这样的超大城市吸收，年轻人可以来大城市，但高工资会被高房价抵消。
如何应对各种危机，对日本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应该强调的是，日本的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文化和技术上的优势仍然存在。
我结束了30年的“平成之旅”，回国前和日本朋友离别时，他们很遗憾，但我为我的选择感到高兴。
一位日本朋友说：“了解岳桑，我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
在名古屋大学，我还遇到了当时正在读研究生的中国同学，在对话中觉得他们依然很努力，成绩也很好，这让我想起了留学生时代。
我们这一代人很高兴“看日本”和“比较中日”的课题已经完成，新留学生们将承担今后30年的课题。
今天，中国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在日本发展的中国人今后的道路也一定更广阔。
岳光(作者是在日学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