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留美幼童”的幸与不幸！
留美幼童
1872年9月14日，一群少年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终于登上了大洋彼岸。他们是中国第一批远赴重洋的留学生，共30位，最小的10岁，最大的16岁，其中大都来自于一个叫香山的小县城。
说来奇怪，出洋留学，朝廷买单，这样的美事，竟然大多落在了贫寒子弟的身上。
想来也不奇怪，在那个以天朝自居的国度，除了国人，其余皆是蛮夷，除了国土，其余皆为蛮荒。所以当时的那些达官显贵怎会舍得让自家孩子到“蛮荒之地”受苦受难呢？更何况，那些留学生在出发之前，家长都被要求签订一份“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保证书，就像签了卖身契，从此天涯相隔，再见无期。
这30位少年就像是小白鼠一般，被清朝廷带到了异国他乡，其目的，就是为了“学艺”！
早在十多年以前，派遣留学生一事就开始被提及，倡导人是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但后来，这个计划便因为种种原因夭折。直到1870年，容闳成为了曾国藩身边的翻译，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
曾国藩
此时，这位晚清中兴大臣已经59岁，他心心念念只有一件事，就是让这个积弱不堪的国家富强起来，于是一场“洋务运动”浩浩荡荡，派遣留学生赴洋，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年以前，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呈上了一封奏折，他们权衡得失，条陈厉害，写得有理有据，文采斐然。其中心思想就是说，如果大清想要快速发展，就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奏折中，他们还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即从各省挑选聪慧的幼童，每年30名，由朝廷重臣带队，分四年赴美留学，其所有费用由朝廷承担，甚至包括衣物、伙食等津贴。
这样的奏折，放在以前，西太后并不会多加理会。但当时，清廷统治者们已经见识过洋枪洋炮的厉害，割地赔款，被迫开放口岸，一口“窝囊气”虽然憋屈，但也不得不承认西方技术之先进，西太后隐隐感受到权力的椅子已经做不踏实，遂动了思变之心。
西太后命令各总理衙门复议，经过为期一个多月的修订，奏折再次上呈西太后，西太后当即批允。
于是，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顺利坐上轮船，走向大洋彼岸。
带队的是容闳，当轮船启航的那一刻，他站在船头，满脸兴奋。
17年前，容闳横渡太平洋，怀揣报效国家之理想，回到祖国，可是，一个接受了欧美风雨洗礼的青年，置身在一个长久以来闭关自守的封建土地，显得格外不搭调，他满腹经学，学了数学、生理学、心理学、化学、哲学，但天朝仍然只读孔孟圣贤书，长久以来，容闳所受之孤独，无人能想见。
容闳
他在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受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段话当是容闳的心声。
还在，道阻且长，但结局遂了人意，容闳看到那群孩子渴望新知的眼神，心中满是欣慰。
一个多月的路程，容闳甚觉漫长，相对他很多年前的回国之途，漫长十倍不止。
当轮船靠岸，容闳对着那群少年，发表了一场几分钟的演说，他说，脚下，就是他们新的起点。
这群孩子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一切都那么新鲜，尤其是冒着浓烟，轰隆而过的火车。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故土和异国，除了距离上的差别，还有一些更关键也更深邃的差距，弄清这根源，则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在这群孩子抵达的第二天，1872年9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有这样一则报道：
昨天到达这里的30名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很勤奋和优秀的淑女和绅士，容貌俊秀，要比任何在之前到美国的中国人都好看许多，由三名中国官员陪同他们，中国朝廷拨款100万美元用于这些学生的教育。
需要的勘误的是，这30名中国学生，都是清一色的“绅士”，或是因为头上留着辫子，身穿宽大长袍，被那些想当然的洋人认作“淑女”了。
同样是中国人，为何这一次看到这些孩子，竟然要觉得“好看许多”，那些洋人或许并不明白，那是一种洋溢在外的气质，来自于新生，来自于希望。
从1872年到1875年，如曾国藩和李鸿章所言。四年时间，120名少年先后赴美。
然而这个计划，最后并没能更好地延续下去。
1878年，清朝廷计划把留美学生送入军事学院和海军学院，被美国拒绝了，而日本却得到了允许。李鸿章知道他促成幼童留美的实际目的就此落空，一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排HUA法案》。
而那些留学生们，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作风和思想开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剪掉辫子，穿上西装，与那些黄发蓝眼的美国姑娘坠入爱河，这在清朝廷的守旧派眼里，简直无法容忍。
于是，有人提出撤回留学生，开明的容闳坚决反对。
李鸿章自然不愿意看到留学事业夭折，但迫于压力，于是采取了一个“半留半撤”的折中方案，即已经入大学的学生不撤回，有望成才的聪明学生“酌留若干”，其余的“逐渐”撤回。
然而，正是因为好几个界定不明的字眼，实际撤回的学生，寥寥无几。
守旧派不依不饶，几年之前，参与复议赴美留学之事的总理衙门，如今又开始复议留学生撤回之事，又是一封奏折上呈给了西太后，内容是”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西太后当即批允。
1881年9月6日，留美的中国学生悉数被”遣送回国“，这对于那些学生自己，以及他们在美国的老师、朋友来说，都是一个晴天霹雳。
这些孩子普遍得到了美国寄养家庭的喜爱，即便他们被强迫召回，有些人还是与这些外国“父母”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甚至在他们被遣返回国后，有位美国太太给留学生中国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您的儿子在美国期间，和我们全家生活在一起，他非常优秀，无论是成绩还是人品，您肯定会以他为荣…如果此生无缘再见，我和我的家人，将一直为他祝福。 ”
然而，这些曾经被朝廷送到异国他乡，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的年轻人，在回国之后，迎接他们的并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无限的猜忌和嫌弃。
除了病故和设法留美不归者外，94名幼童平安抵达上海，像犯人一样被关在了一所学堂里，连中秋节都不许外出。经过数天的“关押”，终于等来了长官的训话，并随意将他们分配了工作。
那时候，他们已经能说出地道的英语，但在当时，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称谓，洋奴。
他们不得不裹挟在无尽的偏见之中，在夹缝中艰难求生，漫长的颠沛流离之后，直到新政实行，这批留美学生才开始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
詹天佑
这94人之中，有“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也有后来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
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据当代学者统计，这批留美学生中，铁路部门16人，有5人任铁路局长；从事矿物10人；从事外交和行政21人，其中领事以上外交官12人；从事海军20人，海军将领14人；从事教育、新闻、法律5人；从事电报17人；从事商业7人；从事医疗3人。
尤其是对中国教育事业，更是功不可没。其中，唐国安出任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梁如浩任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校长，蔡绍基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在他们的推动下，西方教育制度和各类新学科被移植到国内，生根发芽，数理生化，民主科学全面开花。
留美幼童聚会
如今回望，这批留美幼童或许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一次放眼看世界的绝佳机遇，得以在大洋彼岸，进入名校，不负满腔才情。而同时，他们又是不幸的，清政府只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而非指望他们学到知识后回国改变体制，狭隘短见的目光促使他们匆匆回国，并受到了诸多不公和偏见，以致于他们未待绚烂绽放，便惊鸿一瞥般淡出历史舞台。
半个世纪之后，十几位留美幼童重聚上海，他们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
这一年，恰好是1919年，新青年们登上历史舞台，而他们，却被当作酸腐的前清遗老，被社会所遗忘。
而他们，或许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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