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月谈 | 一个在丹麦思乡的小可怜
《新冠灾祸的你和我》征文特等奖
是北大2020年春季学期的交换生，出现在丹麦进行交换。
2月，每天上课，看书，练习口语，写论文，做饭，空闲时去周边申根国家。
与国内担心的瘟疫相比，我的日子似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与湖北援建的医学院学生相比，与灾区的武汉学生相比，与第一次体验网络课程的国内学生相比，对于这次新冠灾祸，我这个“享清福”的人，就像是最没有“故事”的人。
但是，不得不说，正因为身在异疆，这次瘟疫，给我带来了另一种体验。
3月，疫情蔓延全球，丹麦无法幸免，懒惰的欧洲国家日益觉醒，一步一步开展防疫工作，亲身体会国内外的不同，这次疫情，成为我品尝欧洲生活的窗口。
经历了以上这些，让我更清楚了我是谁。
二月：谈好运
先来捋捋我的时间轴吧。
1月21日，我在打工，教英语。
因为是封闭式课堂，而且我的休息时间有限，报道的新冠引起的肺炎没有马上引起我的注意。 一位同学的家长对我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防控很严格，孩子们去密集的地方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戴口罩？ 也可以出资，请考虑一下。”发微信时也发微博说“有点夸张了吧”。
到那天下午上课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学生开始戴着口罩上课了； 直到下课，同学们都来跟我说我病了，下课后，我不敢回家。 直到妈妈打电话告诉我忙了一定要去买口罩，我才开始有危机感。
1月22日下课，我回到宿舍，开始收拾行李。
1月23日，武汉封锁了城堡。
1月24日，除夕，凌晨3点，我坐上了去丹麦的飞机。 当时飞机上还很少有人戴口罩，但奇怪的是，除夕那天的这架飞机一个空位也没有，机舱里挤满了中国人，和我一起去了很远的哥本哈根。
到丹麦一周后，中丹航线暂时关闭。
北大校际交换发出通知，被派遣的同学注意个人防护，未被派遣的同学延期派遣。
报道中不断增加的感染数量、留学生群体中四处打听捐款渠道的学生……在丹麦的我，对于感染蔓延得这么快感到惊讶的同时，也不由得感叹自己运气好。 至少航线被关闭，在派遣延迟之前平安来到了交换学校。
带着这个“幸运”到了国外后，无论是在陌生的环境还是难得的亚洲面孔，我都非常想念中国，身边发生的事情也时时提醒着我。 我不是一个人。 我是中国人。
例如，奥胡斯大学分配的宿舍还没到生效日，你需要在酒店住几天。
1月24日入住酒店时，接待处的漂亮姐姐诧异地问我为什么要戴口罩，几天后，我小心翼翼地问了我有没有发热症状。 例如，当我向别人介绍我是中国人时，对方开玩笑地说：“Are you ok？ ”我来问。 中国的瘟疫，在其他国家的人看来像是“别人的瓦片上沾上霜”，但对我来说却不一样。 因为我是中国人，祖国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是最大的牵挂。
每当我对别人说这话，或者在BBC上看到外国记者用第三人称语调发布的报道，我都会感到心中的痛苦和久久不能磨灭的悲伤。
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于是，到丹麦两周后，我和留学生组的前辈一起开始向武汉捐钱、捐口罩。 我和大家一起打听物流路线，看着GLS卡车把我们的物资一箱箱地运走。
我和几个刚认识的中国伙伴在Facebook上成立了“欧盟援助鄂群”，呼吁更多的同学加入，贡献力量。
我应导师的邀请，将武汉加油的绚诗翻译成俄克拉何马大学的美国教授，刊登在奥胡斯大学Facebook的主页上申请推广.
我觉得很幸运，但我不想让这种好运“坐以待毙”。
“没有国家就没有家”，在异域，让我对这件事有了更深的了解。
二月：谈思乡
到底什么时候我想马上买机票回中国？ 让我想想。
除夕到了丹麦的办公室。
到达奥胡斯大学的那天下午，你需要在International center注册。
我在外面坐在沙发上，一边等着叫我的名字一边看电视上播放的国际新闻。
外国记者说：“我现在在北京，街道上空没有人。 人们戴着口罩。”
直播间主持人隔空问道：“到底中国瘟疫什么时候结束？ 中国如何应对？ ”看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熟悉的城市因为疫情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到了陌生的城市不到三个小时，我痛苦得马上红了眼睛。
走得越远，就越放不下中国的心。
之后，在导航里登记了一下，回到了酒店，但是在与瓦胡相似的住宅群中迷路了，很难转弯，导航也不知道去向。 我一个人在寒风中辗转询问警察、邮递员和工人，才踉踉跄跄地回到酒店房间。
后来，我收到妈妈的微信，告诉我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小品很好。 你可以看看。
我看到那个东北人给清雪工人送饺子的小品，笑着哭了。 我想这是和家人吃饺子的时候了。 即使有瘟疫怎么办？ 和家人在一起是最幸福的吧。
后来是我武汉的姑姑、姑姑和家人的视频。 他们很早就被隔离在家里，经常被曝光附近有人感染。
每次看到武汉的感染人数急剧增加，我都会马上去问他们是否安全。 你在家有吃的东西吗？ 口罩够吗？ 但是，他们总是报喜不报忧。 说在家里很好。 每天做饭吃，自己做热面做豆皮做酒做丸子，叫你不要担心。
我是河北省人。 自己家附近也发生疫情后，我告诉妈妈国内发生疫情也想回家和你们在一起。 妈妈红着眼睛，刚到国外就想家了呢。 早知道我会和你一起飞走和你呆几天。
还有什么时候？ 也许，自己住在一间宽敞的卧室里，有厨房和食堂，但在丹麦风雨交加的夜晚和时不时的好天气里，在北大的小宿舍里，想不起来四个人聚在一起，泡脚聊天，一起骑自行车出去兜风的情景也许是看到外面高得吓人的物价，想自己做饭，但怎么也找不到合口味的食材，或者是初学者做饭忙不过来的时候，不由得会想到又便宜又好吃的北大食堂，或者是饭馆林立的中关村和食宝街。 也许，他无意识地比较丹麦和中国的差异，认为中国更好。
很多人都羡慕我“逃离”了瘟疫，但真正来到国外才知道，即使有瘟疫，我也无法抗拒对祖国的思念。
交换的日子是忙碌而多彩的，但多元文化碰撞的环境让我更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身份，更明白了埋藏在心里的永远是“中国之心”，“China”永远是最美的语言。
二月：说话的人
不得不说，在我到丹麦之前，“丹麦”这个词对我来说，或者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只是“丹麦奶酪”、“丹麦牡蛎”、“丹麦面包”。
但是，丹麦之后不到两周，曝光的“丹麦羞辱事件”使丹麦这个国家的存在率更新了几百倍。 父亲和表哥反复告诉我不参加示威，不发表政治言论，安全是最重要的。
一位巴基斯坦合伙人知道我在丹麦，紧张地问我是否没事。
中国人说：“丹麦人为什么这么不尊敬我们？ ”。 丹麦人说：“我们哪里错了，中国人抓住我们不放吗？ ”。 我们是刚从中国来丹麦的交换生，在不熟悉环境的情况下发生了这么敏感的事情，伤心地拥抱自己似乎也没用。
那面国旗和后来中丹双方的态度暂且不谈，来到丹麦后，我只说我对周围“人”的感受。
这件事发生后，我也仔细观察了周围的态度和目光，害怕自己成为被排挤的一员。
但不得不说，丹麦同学依然“无关己”的淡定……他们依然端着咖啡和我闲扯，愉快地向我介绍着他们最有名的开放式三明治。
和丹麦人说话是非常放松的事情。 他们会友好地问我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认真听我说的每一句话后再提出自己的意见。
和他们相比，亚洲同学的英语水平较低，但他们想拉着大家谈笑。 另外，我也不介意我漏洞百出的语法错误。
他们的生活简单自由，有一个三明治是吃饭，有咖啡和茶是最幸福的事。
我们很少谈论政治。 都是轻松亲切的话题。 他们也很喜欢问我在丹麦的感受，是否适应，和中国相比有什么不同。 廉价的丹麦同学大多没有出过国，对我说的内容非常感兴趣，忘记喝咖啡。
唯一提到这件事的是一位正在学习中文的丹麦女性，她说：“其实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不尊重中国。 丹麦人就是这种德性，喜欢开玩笑。”。
如果你不来丹麦，你可能不相信，但来到这里后，我其实很想相信。 丹麦人太板着脸了，我也不敢想象我能召集这么安逸平静的丹麦人示威。 我觉得目前只要咖啡和奶酪还在卖，就还可以。
但是，我这样对丹麦女孩说。 “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底线，为了实现和谐需要互相尊重。
”
还有我的朋友，可爱的俄罗斯女孩。
她很平易近人，我们在大风天闷在屋子里做饭聊天，小日子很暖和。
在新冠灾祸的时候，看到俄罗斯给中国捐了口罩却自律不做宣传，看到现在很多从德国换来的回国伙伴都在讨论只能在莫斯科转机，这位俄罗斯姐姐又不得不爱了几分。
她总是对我说：“你家乡的情况好了吗？ ”。 “中国的情况怎么样？ ”“还想再去中国看看呢。 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我没去过俄罗斯，她也还没去过中国，但我们因为彼此而对对方的国家抱有期待和好感，中俄历史以来的友好关系也是我们深入讨论国家问题的基础。
除此之外，还有身边的琐事，都让我感到温暖。
第一次坐公交车的时候，忘记了克朗，赶紧跺脚，丹麦姐姐给我买了票，说不用还。 开会找不到教学楼，大风中慌得像草一样，咖啡店老板给我指路，又给我送了一杯咖啡，小心路上不着急； 欧洲手机卡不知道怎么打开，酒店阿姨放弃了自己手上的工作和我研究了很久； 小组讨论的时候，我照顾了那些不会说丹麦语、自己用英语讨论、对我表达意见的丹麦同学……在这个温馨的时刻和热心的人感动下，我放下了不安和羞愧，一点一点地适应了这种生活。
周围人对中国的评价和态度，向震撼我中国心灵的各位介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我对大家的友好和关心感到幸福。 大家偶然相遇，交换结束后见面可能是个遥远的地方。
感谢这短暂却美丽的宽容和理解，我在距离中国万里之遥的地方就能平安无事。
三月：谈论瘟疫
2月27日，丹麦出现首例新冠引起的肺炎病例。
2月29日，我住的丹麦奥胡斯地区出现了首例由新冠引起的肺部炎症病例。
此后的3月，人心惶惶。
随着意大利、伊朗等地区疫情的扩散，欧洲许多国家避免了新冠肺炎的病例。
丹麦在确诊病例出现之前，在各区安排了就诊医院，征用军队基地建立了隔离区。
确诊病例后，政府和奥胡斯大学纷纷发出通知，提醒师生做好防护工作，等待更明确的指示。
与日韩相比，丹麦可以说几天前就做好了“战争”的准备。
但唯一的不足是口罩问题。
欧洲环境舒适，居民没有戴口罩的习惯，他们的价值观是：“生病的人需要戴口罩。
”、“是恐怖分子的装束。
所以，在丹麦几乎可以不戴口罩销售，可以不戴口罩购买。
最关注瘟疫的是我们中国人。 因为我们知道疾病的危害。
但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即使能从国外的网站上买到口罩，大家也不敢出去。
要知道，在欧洲，戴口罩和裸跑一样刺目。
有多碍眼？ 以我所在的丹麦为例。
首先，丹麦人非常内向，很少主动和陌生人说话。 一位丹麦同学这样对我说。 “等公共汽车，或者在超市买东西，一个陌生人突然来找我说话，我觉得他脑子不正常。 大多数丹麦人都是这样。 我们不会自己和人说话。
但是你是外国人，丹麦人可以你主动向他们提问，但他们不会主动和你说话。”
阿尤斯爆发疫情后，我住的地方离疫情发生地——阿尤斯医院非常近，所以3月2日我戴着口罩去超市买消毒水，为了不太显眼围了围巾。
我停车的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看，是金发丹麦人的哥哥。 他叽里呱啦地说了很多丹麦语，我说：“Sorry？ ”他说。 意思是我不懂丹麦语。
他马上用英语问我，你是否感染了，我不，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他问为什么为了保护自己而戴口罩。 他解释说，戴口罩可以避免吸入病毒，还可以保护喉咙。
也不知道他是否理解，但我没有任何症状，所以离开了。
我注意到丹麦人对口罩的恐慌比积极与人交谈的恐慌更大。
3月中旬以来，整个欧洲的疫情日益严重，丹麦的确诊人数也与日俱增。
有一次，我去市中心的亚洲超市买东西。 那天也戴了口罩。
出来了，车子快要漏气了，我去街角的公共打气筒充气，但怎么折腾也打不进气。
于是像往常一样向街角的人求助。
我跟丹麦的姐姐说，你能帮我看一下如何使用引擎盖吗？
丹麦姐姐什么也没说，先后退了两步，然后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戴口罩吗？” 我赶紧解释说口罩能抵御病毒，对周围人的健康也有责任。
她听了，说：“嗯，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充气机的使用方法吧。
“按照丹麦人或者大多数欧洲人的逻辑，杀毒和戴口罩不能形成因果关系，有待科普。
对小口罩的态度，其实是文化沉淀的证明，而不是欧洲人骨子里天生的执着。
但是，在瘟疫的现在，这种文化差异给我们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不快，每天都让人提心吊胆。
我还是希望政府鼓励人们戴口罩，度过特殊时期。
瘟疫让二月的我明确了自己的定位，让三月的我更了解了他国的文化。
瘟疫就像国旗事件一样，是了解他国文化的窗口。
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窗口。 上课、吃饭、交流、娱乐……这些都是了解不同文化的窗口。
每天的文化差异和信息爆炸，让我对本来的认识一点点扩大。
我认为这也是存在的意义。
我来丹麦快两个月了。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整理这几天的点滴。
我很幸运，但并没有失去与祖国的联系。 我也在远方担心，用自己的方式尽微薄之力。
新冠灾祸、异地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作为“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和价值观应该是什么，让我们更了解不同文化中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让我们更了解什么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这时，祖国的情况逐渐好转，令人欢欣鼓舞！
希望世界早日恢复，平安顺利！
丹麦思乡的可怜人
2020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