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率远远超过印度! 瑞典为什么会成为“强奸之国”?
2017年1月13日,Facebook上成千上万的网友意外目睹了“全球犯罪直播”。
在某个频道,来自瑞典阿普萨拉的中东男子,正高举着摄影机,毫无顾忌地直播着自己的性侵过程。人
很久以来,这个直播被慌忙赶来的警察屏蔽了。
不久,“瑞典性侵犯案”通过网络持续发酵,与瑞典一起成为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为"人权大国"瑞典这个象征着高度理想主义的国家,为什么会与印度平起平坐?
瑞典警方面对这起性侵犯事件的应对方式也很有趣。
他们不仅对出警太慢的事实毫无愧疚,还将案件的发生原因用一句笼统的“见怪不怪”一言带过。
这种懒惰的态度让人联想到印度外交官“强奸的国家在瑞典”的经典发言。
从“高福利、高税收、高幸福指数”的完美国家,到如今的“强奸之国”,瑞典究竟都经历了什么?
“旅游警告!你知道瑞典强奸率全世界最高吗?”
2016年,对土耳其阿塔图尔克机场提出的离境口号感到不满的瑞典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抗议。
因为阿塔图尔克机场贴出的标语,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瑞典的旅游经济。
在这个被称为“世界公园”的国家,旅游业早已成为了继工业、银行业之后的第三大经济支柱。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给瑞典带来了非凡的旅游创造力,带来了高额收入,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
在这个阶段,土耳其毫无顾忌地发出的这个“旅行警告”,有破坏招牌的挑衅意义。
此外,在出境标语中,土耳其意在将警告原因引向强奸性侵的方向。
这样的操作,等同于将瑞典这个一贯以“文明国家”为荣的国家恢复原形。
那么,土耳其真的错了吗?
一直以来,由于媒体的宣传,瑞典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现实世界的乌托邦,是一个具有文明身份的发达国家。
但其实,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乌托邦之下也有阴影。
2020年,据瑞典国家犯罪委员会统计,瑞典警方一共受理了16461起针对亲密关系女性的性侵案件。
与2019年的数据相比,一年后的瑞典,性侵案件的犯罪率直接增长了15.4%。
这才刚刚开始。
由于缺乏有效管制,瑞典国内仅5周就报告了6起强奸女性致死事件。
犯罪地点跨越三个地区,受害者的年龄也跨越三代。
光天化日之下,犯罪分子明目张胆朝着熟人下手,瑞典的生活幸福指数不知不觉间向芝加哥看齐。
但与原本富裕安逸的瑞典不同,芝加哥的创城史,几乎都来自血雨腥风。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零人口发展到一百万人口的美国城市,黑帮武器斗争、毒品泛滥是芝加哥经济发展过快所必须接受的恶性反噬。
对芝加哥来说,“黑色名片”的影响力可能太负面了,但却带有不可避免的命运色彩。
瑞典选择这样的“老大哥”,多少有点平阳威风灭虎的悲观意味。
毕竟,时间回到几十年前,那时的瑞典,可是妥妥的“经济富二代”。
在自然资源方面,瑞典有丰富的铁矿、森林和水力资源。
仅仅是已探明的铁矿储量就高达36.5亿吨,这让瑞典当时无愧地成为了欧洲最大的铁矿砂出口国;
不仅如此,瑞典的森林覆盖率也高达54%;每年可利用的水力资源2014万千瓦,约合1760亿千瓦时。
这样的资源占有率,即使放在人口大国,也足以支撑国民生活所需。
更何况,瑞典还是一个人口仅有900万的“精品小国”。
尽管国土小、人口基数少、有吸金能力,这种顶层布局还是让当时的瑞典站在了民众幸福生活指数金字塔的顶端。
工业发达,国内生活水平提高,追求生活质量的瑞典政府制定了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
“The art of to do nothing.”
在这个神奇的国家,人人都在追求“无所事事的艺术”,各行各业的公司很少裁员,长假和极度灵活的工作时间是所有兼职的标配。
说到“躺平”,瑞典应该是无可争辩的开山鼻祖。
当然,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也曾遭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联合反对。
尤其是对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来说,瑞典的武断无异于自掘坟墓。
但很快,瑞典用实际行动狠狠打了旁观者的脸。
二战后的十几年间,瑞典将高税率、高福利与经济高速增长近乎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不仅全球竞争力稳居前三,还在制造业生产力上独占鳌头,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在此期间,瑞典也发生过几次范围较广的经济衰退,但每当经济学家预言“瑞典模式将破产”时,就会奇迹般地反转,再次刷新经济。
久而久之,瑞典让衰退的经济学家闭上了嘴。
但是,瑞典景气不长,并没有因为外界的不满而消沉,但意外地受到了内部势力的冲击。
不再发达的社会经济,就是挥向瑞典的第一道鞭。
这几年,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瑞典引以为豪的工业市场逐渐支离破碎。
特别是通信技术领域的优势被中美两国取代后,瑞典国内的工业产业完全崩溃了。
马车轮胎陷在泥里,不认识的马还在全力奔跑。 社会经济和社会福利的不一致,巩固了瑞典,摔倒了。
为了量力而行,瑞典政府不得已缩减了社会福利,给泡在糖水里的国民带来了极大的不快。
“经济蛋糕”不能平均分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在焦虑情绪的引导下,瑞典民众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宣泄压力。
相对弱势的妇女,就成了压力环境下的优先攻击目标。
截至2021年10月,瑞典境内性侵案件达166万起,发生概率远远超过印度,将“强奸之国”称号收入囊中。
只是压力得不到发泄,罪恶的触手就伸向了熟人。
毫无疑问,多米诺骨牌倒下时,瑞典女性是最无辜的。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很容易被认为在瑞典女性的社会地位不高,所以被迫躺枪。
但实际上,论起为女性平权,全球范围内还真没几个国家比瑞典做得更好。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断发生强奸事件,是因为瑞典的“妇女平等权”太高明了.
在瑞典,打开手机的APP市场,首先看到的应该是写有“Legal Fling”、“Libra”等的APP。
打开接口后,APP会让准备进行性行为的男女双方签订同意书,表示这次行为已经得到双方同意,以此来避免日后的法律诉讼案件。
与其他常用软件相比,当地律师提供的这些APP旨在保护男女双方的性权力不被剥夺。
在以前分发的性关系问卷中,有将近半数的瑞典女性表示,在强奸行为发生前,自己都曾明确表示过“不”,或曾出现了直接的肢体拒绝。
根据该数据,一些社会学家建议再次扩大“为妇女平等权利”的范围,以避免伤害妇女。
因此,2018年5月,瑞典国会以257票赞成、38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修订了本国法律中强奸的定义——
“性必须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如果你不确定,那就克制一下。”
同年7月,新修订的强奸法正式实施。
除了增加了“过失强奸”和“过失虐待”两项罪名外,还增加了新强奸法的定罪范围也被扩大。
在新的强奸法中,性侵犯的依据是否是妇女是否"愿意"从事性活动,而不是妇女是否受到暴力威胁。
也就是说,无论是否使用了暴力或语言威胁,在性行为后,如果女性表示自己不是自愿的,就可以将对方关进监狱。
这样的改动,显然将女性权益与女性的性自由放在了首位。
此外,为了让瑞典女性在受害后最先得救,瑞典特意在医院增设了24小时营业的“性侵犯急救”。
由于这项法律,女性面临的性侵犯罪犯从激情犯罪的陌生人扩展到了包括丈夫在内的朝夕相处的熟人。
即使在婚姻内,如果夫妻都受婚姻法保护,丈夫也必须遵守新的强奸法的有关规定。
瑞典妇女如果认为自己的丈夫在做爱时不听从自己的意愿或多次被强迫,可以控告丈夫以强奸罪送入监狱。
对于瑞典女性来说,这无疑是保护自己身体的最佳铠甲。
在4年的牢狱之灾中,很多瑞典男人都喊冤枉,但但轰轰烈烈的“女性运动”下,性自由的意义还是被飙到了极限。
通过该法律,瑞典成为欧洲第一个对强奸定义进行更改的国家之一。
从妇女平等的角度来看,瑞典确实为妇女争取了属于自己的性自由
但换个角度来看,在赋予女性自由的同时,瑞典的强奸率也因此迎来了无法阻挡的井喷时期。
2018年,瑞典报道的强奸案有7436起。 与2020年相比,这个数字似乎不引人注目。
但是,作为一个只有1023万人口的国家,瑞典的数据走在了印度的前面。
如果说印度强奸率高是因为国内政治规范的不均衡,那么瑞典的情况是,则像是由尖子生发起的“整风运动”。
总之,除了国内经济萎靡导致的压迫犯罪外,瑞典法律对强奸定义的放宽在一定程度上引爆了瑞典的强奸数字。
强奸率井喷是瑞典这个文明国家给女性带来的自由和民主福利。
但让瑞典政府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它们宣扬的自由与民主,在给女性平权的同时,也为女性招来了更加可怕的性威胁。
例如,移民政策。
作为对外友好国家,瑞典的自由和民主还体现在对难民的容忍政策上。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瑞典,就正式启动了移民政策,大有将国际难民全部救治的豪情壮志。
一时间,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难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瑞典国土上。
大量难民入境,不仅给瑞典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赞誉,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的救助危机。
为了更好地收容这些难民,瑞典政府特意开办了难民包容中心,解决后者的生活需要。
但是随着难民的涌入,瑞典的基本社会保障系统仍然亮着红灯。
很遗憾,瑞典政府不得不与私营企业合作。通过额外拨款的方式,来让私人公司接管难民的安置工作。
这样的话,也会产生新的问题。
最初,在政府公开招标下,审查成功的私营公司有资格参与难民安置的工程。
但是,如果难民持续涌入,孤军奋战的民营公司将无法从容处理包括难民安置、饮食在内的一切事项。
为了尽快安置难民,瑞典政府放弃了招标,向几乎所有参加招标的私营企业发送了安置名额。
目前,瑞典现有的难民设有民营企业,数量约为300家左右。
如果尝到难民这个“甜头”,处于风口浪尖的新兴公司可以说在自己的事业上迎来了光明的春天。
掏空瑞典国库,提高异国难民在本国生活的幸福度。
瑞典接收各国难民的决定,正站在政治上正确的最高高地。
如果说这项福利政策有什么美丽的地方,那就是在安置难民的过程中,瑞典政府可能忘记了本国妇女的生存现状。
数据显示,在瑞典开启移民政策后,本国强奸案的发生率直线飙升。
在参与性侵犯的男性罪犯中,瑞典本国男性只占到了总数的24.4%。人
剩下的77.6%,则全部都由移民过来的男性难民组成。
要知道,即使是所有的男性难民也只有瑞典总人口的2.2%。
在这样的人口基数下,男性难民仍然完成了瑞典过半数的“犯罪指标”。 在这个过程中,瑞典政府可以说取得了成功。
你可能会问,瑞典女性不是手握新强奸法吗?
为什么不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身体?
问题其实在于移民政策。
2015年,瑞典本地媒体SVT报道了瑞典今年接受的16万难民中,仅有500人找到了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难民们的不充分就业意味着瑞典移民政策的初步失败。
作为世界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人口基数小、劳动力短缺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瑞典面临的挑战之一。
最初的计划是,瑞典政府通过“难民移民”的人道主义政策实现政治口碑与本国生产力的双重获利。
但出乎瑞典政府意料的是,由于国籍差异,移民过程中“种族歧视”、“宗教信仰”等政治敏感区也相继曝光。
但是为了维持自己最初的“政治正确”,瑞典政府只得面色如常,接纳着来自不同国家的难民,再将他们的“特殊癖好”含泪签收。
例如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的信仰者。
在穆斯林看来,女性社会地位低,日常出入应该以黑布遮面,并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
所以,当你看到瑞典国内穿着正常的女性时,大多数穆斯林们的反应都比较暴躁,轻则言语辱骂,重则要上升到肢体暴力,甚至是性侵的程度。
而且,在审理这类性侵犯案件期间,瑞典法庭再也不能遵循新强奸法中“疑罪由来已久”的断案设想,。
理由很简单:
与正常审理本国民众不同,瑞典政府对这些海外难民在破案时,必须考虑案件的国际影响。
特别是像伊斯兰教徒这样的特殊人群,稍一疏忽,瑞典就会陷入“种族歧视”的政治舆论。
即,想要维护自己国际形象的瑞典政府,只得将移民政策高于新强奸法,让心怀不轨的难民钻了制度的空子。
对瑞典妇女来说,政府的这种选择无异于把她们从火坑里拉上来,然后亲手塞进更残酷的地狱。
不久前,一名瑞典妇女与犯下自己的男性难民前往薄公堂,向瑞典法庭寻求公正。
但令人困扰的是,因为知道瑞典的移民政策在保护自己,这名男性难民最初移民时,向移民局谎报了自己的年龄,从25岁改为未成年。
根据瑞典法律,少年犯可酌情从轻量刑。
看着面前这个稍显成熟的“少年犯”,瑞典法庭犯了难:
根据少年犯量刑吧。 对受害女性不公平。但是为了女性主持公正,必须证明嫌疑人的年龄虚报.
终于,经过激烈的讨论,瑞典法庭判决,受害女性的诉讼不成立,“少年犯”无罪释放。
这样不公平的判决,驱散了瑞典的舆论。
但是,瑞典法庭对于国内愤怒高涨的民意,没有进一步的应对。
此外,当移民局声称可以证明“少年犯”的年龄虚报时,瑞典法庭也选择了无视,维持了原判。
如果将思考的层面扩大,我们其实不是不能理解瑞典法庭如此操作的原因。
作为多党制国家,瑞典政府其实是由多个党派共同组成的“联合组织”。
在党派林立、内讧不断的政治环境下,如何通过追求“政治正确”获得政权成为摆在众多党派面前的头等大事。
为了赢得国际赞誉,恢复更光明的成绩单,无论哪个党派获得政权,都需要牺牲女性的利益。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政权模式下,与其说瑞典女性的人权受到难民的践踏,不如说制定了移民政策和法律的瑞典政府才是在女性头上投下性侵犯的阴影。
应该如何取得政治和人权的平衡,才是瑞典这个“强奸大国”现在应该考虑的问题。
瑞典的强奸乱象有着复杂的脉络,但不容忽视的是,瑞典的强奸率在这方面超过了“臭名昭著”的印度。
今后,瑞典应该如何改善强奸的乱象,仍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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