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子女后代现状，杜聿明简介
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日，淮海战役进入尾声，华野对杜聿明残局发动的总攻第四天，进入炮弹开始落到杜聿明的指挥所所在地陈官庄。
杜聿明只好躲在第五军军部，与邱清泉、李弥等人商议最后的对策。 杜聿明表示仍将听从老蒋的吩咐于10日中午突围，邱、李等人一致反对。 他们认为白天突围很危险，应该在当晚突围。
争论一直持续到晚上，指挥部的各将军都感到不安，杜聿明也不知是逃跑了还是突围了，脑子一片混乱。 他终于下定决心，当晚分头突围。
邱李等人打算和杜聿明一起去。 杜聿明说：“这不是要把人一网打尽吗？ 我们这样如何才能应对部下，尽快通知各部找到路。 ”随后，杜聿明向老蒋报告了自己的决定，命令文强召集坦克，销毁重要文件，准备突围。
话也没说，电话就断了，刚通知各部的邱清泉带着杜聿明去了特勤营。但邱清泉惊慌之中似乎搞错了方向，带着队伍一直往北冲。
杜聿明说：“这个‘邱疯子’不会真的疯了吧？ ”我想。 杜聿明做过肾脏手术，一瘸一拐地走也跟不上邱清泉。 他觉得跟着大部队走很危险。 带着副官等14人离开队伍，一口气跑到了萧县境内。
他们突然在路上发现大队解放军正在向西运动，赶紧躲在战壕里。 副官尹东生为了万一被俘假扮普通士兵，给杜聿明刮了胡子。 解放军离开后，他们离开战壕继续向东北逃跑。
10日早晨，杜聿明一行来到萧县张老庄，遇到一位捡粪的老农民。 杜聿明去和一位卫士打招呼。 “我们是护送俘虏的解放军。 能和你换便服吗？ ”
杜聿明
农民觉得在军队荒芜混乱的时代穿军装太不好看，表示不方便和他们交换。 那卫士又问：“庄上有队伍吗？ ”。 老农民说周围有几十里。
守护者一听，马上向老农民拿出金戒指，不让任何人告诉他们路过，拔腿就跑。
农民感到不可思议。 明明是解放军，为什么又要换便衣，用金戒指收买人？ 他马上回到庄上向解放军报告。 当时庄上没有战斗部队，是四纵十一师直卫生处休养连。
休养中的士兵听了农民的报告后，立即持枪追赶，追到将近200米时，该队伍伏了下来。 士兵们马上散开队形，向他们呼吁。 “你们是哪个部分？ 一个人来吧。 ”
来了一个自称是“队长”的人，问休养连的士兵是哪个部分。 士兵范先生说：“我们是四纵十一师。 你们是哪个部分？ ”。 那个“队长”说自己也是11师。
范先生又问：“师长叫什么名字？ ”。
“队长”说：“我们刚从后方上来，想把俘虏带回去，但暂时不知道师长的名字。”
小范看到他们神色慌张，没有穿得像解放军。 连师长的名字都不清楚。 恐怕是逃跑的敌军。 范先生说：“你把身体里的慢动作留下来，如果确实是自己人的话再还给你。 ”。
小范去抢他拿的枪了。 这时，周围的其他士兵也大声喊道。 “把枪都放下！ ”那支队伍犹豫了一会儿，陆续放下了枪。
杜聿明见身边卫士毫无斗志，又气又恼，失望至极，掏出手枪便想自杀。他的副官尹东生见状急忙枪夺下，交给了解放军。
随后，杜聿明等人被带到另一个村子，交给专门负责收容俘虏的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 杜聿明进屋时没有注意到，头撞到了门框上，疼得双手抱着头。
这引起了陈茂辉的注意。 他发现眼前这个人穿着士兵的衣服，穿着旧的军队大衣，全身乌黑，看起来像个伙夫。 但是，脸上的络腮胡没有刮干净，说明刮的时候很着急，被认为是临时的伪装。
陈茂辉递给他一支烟，他接过去放在一边不抽，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美国“骆驼牌”香烟。 抽出一根交给陈茂辉，一根叼在自己嘴里。
在他身边，以“随军记者”自居的尹东生拿出打火机，咔嚓一声点燃，毕恭毕敬地上前去点烟。 杜聿明急忙瞪了尹东生一眼，尹东生才反应过来，又把打火机转到陈茂辉身边。
陈茂辉觉得这个人的身份不一般，就开始盘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杜聿明回答说是十三兵团的军需。
陈茂辉看着他说：“不是吧？ ”他笑了。 一旁的尹东生马上说：“军需部长。”
陈茂辉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 杜聿明回答说是高文明。
陈茂辉接着说：“你们的军需有多少地方？ ”。 杜聿明回答说六个。
陈茂辉拿出一本小笔记本，让他写下了六个随处可见的名字。 杜聿明伸手掏出笔来，先是露出了戴在手臂上的手表，然后拿出了派克金笔。
但是，他很久没能在纸上写下部长的名字。 一旁的尹东生正要去救他，被陈茂辉拦住了。
陈茂辉看了看杜聿明带的手表和用的派克金笔，更加相信他是高官，“你放心吧。 我们的俘虏政策规定，即使官吏小，也是除了战犯杜聿明外，只要放下枪，坦白交代就宽大处理。”
杜聿明听到这完全的绝望，觉得自己一定逃不出死，于是把头埋在军大衣里不肯说话。 陈茂辉问了半天也没明白，就带他去庄上的小磨坊休息。
我路过一个广场，上面有很多十三兵团的俘虏。 很多都是杜聿明的老部下。 杜聿明要把头深深地埋在大衣里，不让他们认出来。
走进磨坊，杜聿明万念俱灰。 他觉得自己行动困难，逃不掉，剩下的迟早会被以前的老属发现的。与其被处死，不如自我了断，还能在老蒋面前争个“忠臣”。
于是他在狱卒刚离开时，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朝自己的头猛扔去。 混乱的结果，杜聿明头掉在血流里昏厥了。
很快，狱卒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杜培明，将其送去治疗。 医务人员检查后发现，杜聿明只是额角破裂，并无大碍，遂缠上绷带。
陈茂辉命人把那位“随军记者”尹东生带来，严明“高文明”的真面目。这时尹东生才吞吞吐吐地说：“他就是杜长官，我是他的副官。”随后他还从包里掏出一双象牙筷子，上面刻有杜聿明的名字。
第二天，陈茂辉再次讯问杜聿明。 “你叫什么名字？ ”杜聿明还在顽抗，很不耐烦地说，“你们都知道，还问什么？ ”。
驰骋战场20余年的一代名将杜聿明就这样束手就擒了。杜聿明作为“天子门生”，对老蒋唯命是从，不惜替他背锅卖命，可谓“忠心耿耿”。
抗战时期曹秀清担任第五军军务企业厂长但杜聿明被捕后，他的家人又过得如何呢？得到过老蒋的善待吗？
蒋先生有一个癖好，就是希望部下在战败后迎来“死节”，像日本军人那样掏腰包，而不是一个人逃回。 抗战期间，余万奉命保卫常德，剩下最后几十人，无奈突围，回来后老蒋不得不枪毙。
甚至在一向备受器重的汤恩伯病逝日本后，老蒋也曾评价说，如果当时他在上海殉国，对他个人来说该是多么悲壮。 五年后病死在日本，生活过得很好，但错过了为“国家”尽忠的机会。
所以对于杜聿明，老蒋只是希望他战死沙场，给手下的将军树立榜样，便于宣传。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民党的宣传里，杜聿明已经“殉国”了。
当时杜聿明的母亲还健在，妻子曹秀清生了三男三女，老蒋带他们去了台湾。 曹秀清想到杜聿明生死未卜、家人留在大陆无依无靠，想到丈夫为老蒋卖命多年，去了台湾总会受到照顾，便欣然前往。
曹秀清一家到了台湾，生活无人问津，随身携带的微薄积蓄花光后，连孩子的读书都成了问题。 曹秀清只好向杜聿明的老长官、老朋友求助，让孩子上学。
但当局告诉曹秀清杜聿明被杀后，来调查说必须在家为杜聿明立灵位，并愿意为她的孩子补助学费。
曹秀清要靠自己的力量支撑这个家，为了找工作给张群写信求助，被派往台北县制瓶厂当工人。
在杜聿明三儿三女中，长女杜致礼最先赴美。那是1947年7月，为了笼络杜聿明，宋美龄亲自出面介绍杜致礼到“卫理斯学院”读书，这是一所贵族学校，花费不低。
当时杜培明病重，他打算带女儿去美国顺便去美国求医。 在再三要求下，老蒋本来答应了。 杜聿明买机票准备坐飞机时，老蒋又以“国难临头，需要栋梁”为由拦住了他。 从此，杜聿明彻底被束缚在老蒋的战车上。
杜致礼
杜致礼只好一个人去美国留学，杜聿明被俘后，杜家情况急转直下，无力负担高昂的学费，她只好转学到“圣文森学院”。后来杜致礼的弟弟杜致仁在普林斯顿念高中，所以杜致礼有时候会到普林斯顿看弟弟。
1949年12月的一天，杜致礼在普林斯顿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遇到杨振宁去打招呼。 其实两个人以前就认识了。 1944年，22岁的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研究院毕业后到联大附中任教。 杜致礼先生是他的学生。
那个乡遇到故人，很快就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杨振宁也被杜致礼深深吸引，多年后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见到杜致礼的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就打电话约她出来看电影。随着两人交往越来越密切，感情也越深，最终于1950年8月26日结婚。
说起杜致仁，他借着台湾银行的债务去美国留学，进入哈佛大学，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到1956年，杜致仁已欠下银行7000多元，但他还需要缴纳3000元学费才能毕业，台湾银行不知何故却突然中止给他贷款。
当时杜致仁因病不能继续原工作，暑假住在姐姐、姐夫家，给母亲曹秀清写信请他帮忙。 曹秀清无奈，只好给蒋介石写报告求助，蒋介石只收了1000元，还是分两年付的。
当杜致仁收到500元支票时流泪满面，当年父亲在时是何等威风，在昆明读书都是汽车接送。如今父亲不在，漂泊美国连学费都凑不齐，巨大的落差让他悲痛欲绝。他哭着让姐姐、姐夫帮找找有没有什么适合他的工作。
杜致礼见弟弟情绪失控，继续安慰，答应帮他想想办法。 杜致仁平静了一会儿，回到房间休息了。 但是，到了晚饭无论如何也不能叫。破门而入后才发现年仅22岁的杜致仁已经没有呼吸，地上有一个装安眠药的空瓶。
杜聿明被俘后，曹秀清不知道他的生死。 国民党对杜聿明的生死制造了很多谣言。在1955年前后，通过周总理的帮助，杜聿明得以写信联系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
杜致礼得知父亲没死，很高兴，马上给在台湾的母亲写信说：“你的老朋友还活着。” 看到这句话，曹秀清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从那一刻起，她便想着与丈夫团聚，但国民党当局始终不让她离开台湾。
杨振宁事件的转机在于1957年杨振宁获得了诺奖。 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派以杨振宁老师张文裕等为代表的代表团前往瑞典祝贺。 代表团出发前到贡德林看望杜聿明，杜聿明给杨振宁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宁夫：祝贺你获得诺奖。 这是中华民族的荣幸。
这封信虽然简短，但寓意深刻，杨振宁收到后也回复了杜聿明，说岳父的关怀感动了他。
杨振宁获奖的消息也传到了对岸，对于这样有名有成就的科学家，老蒋自然要拉拢他“为党的国家效力”。
曹秀清上台后一直很冷淡，女婿拿到诺奖后，当局对她突然热情起来。
1958年9月的一天，老蒋和宋美龄突然召见曹秀清。 致辞后，老蒋询问了曹秀清的孩子情况和杨振宁的情况，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我会去美国利用岳母的身份努力让他为党的国家工作。”
曹秀清附和说，这样老蒋才能明白她的目的，顺利赴美，“我一定为他好好介绍台湾的情况，让他回来，致力于宝岛建设。”
就这样，曹秀清顺利赴美了。 她本来想带另一个儿子去美国，但被拒绝了。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获特赦。他写信给在美国的曹秀清，告诉她自己在北京的情况很好，并希望她能回北京团聚，安度晚年。
但当时中美去北京的手续还不容易，加上还有几个孩子还在台湾，曹秀清很担心。 直到1963年5月20日，曹秀清经过各方努力坐上飞机，辗转日内瓦返回北京。
此时，杜聿明和曹秀清分别将近15年，再次见到曹秀清落泪，这几年的辛酸和不满集中爆发在这一刻。 后来两人在北京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曹秀清去美国后，几个子女在台湾过得更为艰难。二儿子杜致勇一生穷困潦倒，曾在一家保龄球馆打工。三儿子杜致严辍学后靠开出租车为生。二女儿杜致义、三女儿杜致廉嫁在台湾，很长一段时间她们的后代出境都会遭到严格审查。
晚年的杜聿明和曹秀清于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去世。 曹秀清致电台当局请求允许几个孩子去北京服丧。 但是没有回应，几个孩子只能在台湾的家里设灵堂追悼。
杜聿明为老蒋贡献了半生，堪称“犬马之劳”。 虽然没能帮助比尔的将来倾向，但最终竭尽全力，既有功绩也有辛苦。 很遗憾，在最后关头，因为死节失败而被轻视。 甚至家庭遭到冷落，困难重重，死后也不让孩子死。 可悲的是，走到这一步，真可悲！
杜聿明被俘之初，仍固执己见，欲“守晚节”。 经过十年的改造，知道了妻子和孩子的经历后，才认识到了现实。 特赦后的杜聿明衷心感谢党，非常高兴站在人民一边。 出狱后，他为祖国和平统一尽了不少力，但希望他能在临终前留下遗言，“早日促进和平统一”。
如果杜聿明有这样的觉悟，即使在战场上放弃黑暗投身明朝，也不会有妻子离子散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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